7、基督教与理性
7、基督教与理性[1]
郭国汀
提要：中国文人谴责“信神是愚昧”有之，指责“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另有之，许多号称自由公共知识分子者皆以居高临下的心态批评指责基督教。 然而，南郭以为基督教历史上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错误甚至罪过，但其实质乃是人类的心灵精神生活的最佳食粮，而基督教文化实质上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文 明文化之一；人类历史上无数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对基督教的本质作用多有论述。当代中国人经中共极权流氓暴政六十年强制欺骗宣传洗脑，大多数国 人成为对宗教信仰极度无知的宗教心灵精神文化盲而不自知。正如在沙滩上建不起高楼大厦一样，在宗教心灵精神文化沙漠上也难以建立牢固的自由的宪政民主政治 大厦。因此，国人，特别是广大留学生和大中小学生确实需要补宗教文化知识。
2010年7月18日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说“除了我不知道任何事情的事实以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柏拉图表达了相似的见解，在其对话体文中提出的问题，均没有确切的答案。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认为人类的幸福寓于实现人的潜能。过好的生活与过健康的生活实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均有一种建立在理性之上，基于正确或品德的行为方式，这种依理性之上的正确行为即是幸福。依道德行事，我们即变成完美的人类。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是好的并知道他是好的，因而是值得尊敬的人。他是勇敢的，富有荣誉的，他可能是贵族，富有，慷慨，不愿负债，自足，不会将他的幸福依赖任何人，他喜欢谈论，说话缓慢低沉富于情感，不会因任何事物而激动，他还认为虔诚比品德次要。古希腊斯多克哲学流派（Stoics）认为幸福与品德是一回事。因此，若你有品德，你将会幸福，而无论你的物质地位如何。一个好人即使一文不名，也比一个坏蛋住在皇宫中幸福。是美德良善而非任何其他东西使我们幸福。任何事物，当其最接近自然时最佳。
一个世纪后，阿尔赛西劳斯（Arcesilaus）认为“人类实际上什么不知道”；他的继承人卡尔内阿德斯（Carneades）争辩道：“我们一方面永远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我们永远不能真正信任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真理，同时有一定种类的事物似乎是真理”。
圣奥古斯汀皈依基督教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著书驳斥此种不可知论，他认为基督教是真理问题，其确定性反映在信仰中，对大多数教会初期基督教和多神教哲学家都是相似的，上帝的存在很容易证明。他是基督新约作者之后最重要的基督教作者，387年他在米兰花园沉思，认为上帝作用于各领域，但最戏剧性的领域是信徒的灵魂。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自我的重要性的思想家，分析了心灵的性质，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主题，他将三位一体与人类性质进行比较。他写道：“我们应当比担忧对于身体的钢铁之剑更担忧屠杀心灵的邪恶精神之剑。”[2] 奥古斯汀所处的时代亦是罗马走向腐败衰亡变动不安之秋。410年德国蛮族（Visigoths）入侵危机深重，因此写下了《上帝之城》认为人类分为地球之城与天城两座城。追溯至人类源头该隐与亚伯，该隐杀害了亚伯后建立了一座伴随着原罪的安全之城，天城则仅是心灵之城，其居民可以是地球之城的人，但他们的心却不能说慌。它几乎是一个显得无根的颠倒的社会，没有政治或社会权力。政治和心灵的权力相当不同，地球之城与天城最终均是上帝的计划。
康斯坦汀大帝皈依基督教后，基督教一夜之间颠倒成为国教。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原先是律师和政治家，警局局长的儿子，受过优良教育，并迅速成为阿米里亚（Aemilia）总督。374年Auxentins主教去世，他出席葬礼，意在监控局势以免失控。一个小孩突然喊到：安布罗斯主教！结果毫无教会经验的他被选为米兰主教（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米兰而非罗马，故米兰主教相当于当时的教皇）他却是个非常尽职敬业的主教。
奥古斯汀受到安布罗斯的极大启发。当时罗马皇帝与米兰主教相互承认各自的权威。396年，Thessalonica发生暴乱，Theodosius皇帝大怒，下令群体屠杀了7000人，安布罗斯主教对此暴行非常震惊，拒绝皇帝进入他的教堂。他说：“皇帝陛下，你似乎未想过在该大屠杀中你犯下的罪过有多深，现在你的怒气已然消失，你是否意识到自已犯下了多大的罪？你不必被你身装的华丽紫袍耀得眼花潦乱，你如何能用你沾满不义屠杀的鲜血的双手祈祷？走开，别再重犯增添你的罪过的第二次罪。”皇帝惊恐万分，向主教坦白了他的罪过。主教则迫使他为自己的犯罪公开自我惩罚一个月。当自罚结束后，他们才和解，主教允许皇帝重新入他的教堂。[3]
四世纪中叶伟大的巴西勒（Basil），是罗马帝国Cappadocia主教，布道时谴责对穷人漠不关心的富人，他劝服富人出钱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专为穷人和外国人的福利慈善机构抚养院。此后基督教慈善机构遍布全球。康斯坦汀大帝则设立一种特殊法庭（episcopal audience）由地方主教担任法官，专门处理信徒之间的法律问题和其他纠纷。信徒可以同意由主教裁决他们的问题，但裁定是终局的。这种做法大获成功，主教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处理法律争议，效果奇佳；许多人仅是想利用此种服务而皈依基督教，因为其是免费的，审理案件不涉及律师，因为聘请律非常昂贵。
这种基督教社会和法律对后世有极大影响，它奠定了六世纪查士汀尼罗马法的基本原则：“诚实地生活，不伤害他人，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对全社会每个人适用”。这种罗马法体制，后来成为整个欧洲的法律体制，它是建立在上帝建立的世界自然法概念基础上，不问贫富普遍适用，这种观念深入西方人的心灵。今日欧洲国家，除了英国之外，法律体制皆源于一套基本原则而演化出的法律制度。美国独立宣言，或欧洲人权宪章，皆可溯源于查士汀尼的基督教法律原则体制。两个世纪后，基督教皇帝查理曼大帝，基于该基本原则重定了法律[4]。
590年，格利高里成为罗马主教，即西方教会的首脑。考虑到政治，精神的挑战，他通过加强关注社会秩序，深化神职人员心灵生活，支持向世界各国传教工作，鼓励著述普及基督教，引进颂歌，强调布道，提高牧师的教育水准，这些改革措施立即影响了信众的生活。
600年马赛主教Serenus将其辖下的教堂内所有的圣像全部烧毁，他认为这些画像贬低了圣经神圣的话语。格利高里（Gregory）教皇批评他忽视了广大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信仰之需，他们由于不识字或文化低，不能理解圣经的内容，而圣像及教堂的金碧辉煌可让他们一目了然，因而不可或缺。
726年古罗马皇帝Leo三世下令毁掉全部圣像，结果引起全帝国骚乱，基督徒穷人起义。精英基督徒主张毁掉圣像。780年Irene女皇恢复圣相后才结束冲突。
教会委员会采纳了约翰Damascus（665-750）的见解：圣像与偶相不同，是耶苏的象征和代表，中世纪基督教用艺术吸引信众，作为将精神心灵不可见的上帝，变成直观的看得见的桥梁。东正教保留了圣像传统，而罗马天主教则偏重于华丽的玻璃窗取代圣像。1500年清教否决了中世纪遣产，回归罗马强调宗教仪式的传统。[5]
查理曼大帝管辖下的帝国盘大，不同地方的人民有不同的法律传统。萨克逊人与法郎克人的法律相差甚大，Agobard是里昂主教，里昂处于帝国的交汇地带，有来自各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民居于此地，由于他们皆服从各自的法律传统，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一个人可能依一种法律犯有某种罪行，按照另一法律追诉，并依第三种法律定罪，但最终自由走人了事。因为无人知道哪一个法律对其生效。查理曼大帝将所有这些法律变成成文法，由于许多部落仅有口头的法律。然后他又制定帝国法律，其范围包括所有最重要的法律问题，其效力高于所有地方法律，他们时常取代任何其他法律。“每个人都将生活在完全根据上帝的命令，依正义规则行事，每个人都将被命令与其工作和职业中的同事和谐共处。”
11世纪末坎特伯雷大主教安思乐姆（Anselm）相信可以用数学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基督教的中心理论：上帝变成人类并为拯救人类而死。在其《上帝为什么变成人？》（Why God Become Men? ）他仅用理性的力量，而未依圣经或教会的权威论证上帝的存在。
皮特（Peter Abelard）是12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和作曲家，亦是著名的倒霉的情人和不情愿的阉人。他提出“智慧的钥匙在于不断地经常提问，因为通过怀疑产生疑问，而通过问题导向真理。”
中世纪（13世纪初）最杰出的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迄今仍有重大影响，在19世纪他的神学被天主教会作为正式神学，直到1960年代阿奎那才失去特权地位，但他在天主教思想中仍有绝对强势声音。他代表天主教的基本信仰：上帝和世界实质上相互和谐共处。真理即是真理，在自然真理与宗教真理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因此，我们用于非宗教领域的科学与数学调查方法，理论上亦适用于我们在宗教领域的思考。阿奎那并不认为可能用此种方法证明任何事物，因为理性并非绝对可靠永不犯错。且并非任何人均有能力，闲瑕与爱好进行哲学沉思。他时常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让天主教为普通人，而不仅仅是为象牙塔内的智者所理解。他认为无论人类多么聪慧，人没有希望理解上帝，因为上帝远远高于我们的智慧。人无法用理性证明上帝是三位一体，欲证明之，需要启示，幸运的是，上帝以圣经和教堂的方式给予了我们此种启示。为何我们应当相信此种启示？一方面，如果它们真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他们必定是真实的，因为上帝从不撒谎。但是在证明他们是真实的启示时，阿奎那是基于有点靠不住的基础。由于上述理由，他无法证明他们是真实的。但是即使他们未能证明，他可以给出论证建议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再者，他可以与对手争辩。如果某人试图争辩耶苏不是真正的上帝，那么阿奎那可以提出论据反驳该主张。如果耶苏是上帝是真实的，那么说耶苏不是上帝的说法就是谬论，而谬论总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阿奎那尊从安思乐姆的著名原则：“信仰寻求理解”，认为信仰与理性均是神学的实质，但是信仰更为重要。
阿奎那认为人类被按适当的作用创造，正如眼睛的功能在于适当的视觉功能，或树的功能当其适当成材后一样，上帝造人亦有其功能。如果上帝创造的人有适当的行为，他们就必须在上帝自已的行为框架内行事。上帝统辖整个宇宙，是最高的理性。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说正确的行为是人按照理性行事时，他意指人是按上帝的旨意行事。质言之，上帝制定道德法律，道德法律是上帝通过他的行为和计划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一套命令和禁令。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不受时间的约束的，因此，自然法和道德法律是永恒的。
14世纪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在《神曲》中由罗马诗人Virgil引路穿越地狱和炼狱；通过自然哲学家引路从地狱旅行到炼狱，然后由他的情人Beatrice引至天堂，最后在天堂则由伟大的神学家Bernard引路。该信息十分清楚：使用你的头脑将引领你走向真理，然而爱的力量和基督教神圣将引导你进入天堂。而多神教哲学却未提供某种理性或可理解的世界观。基督教维持神秘的目标，结合科学和哲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头脑与心灵同时并存。基督教从一开始便植入了理性观念。二世纪的Justine，即是从一个柏拉图哲学家皈依基督教。
17世纪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试图通过用打赌的方式证明基督教的理性：无论你是否相信存在上帝，如果你相信，你将获得幸福生活的好处；如果存在上帝，他将在你死后奖励你；反之，如果不存在上帝，你永远也无法知道，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有可能过一种不那么幸福的人生，如果最终证实确实存在上帝，你将遇到大麻烦。质言之，相信上帝要比不相信上帝好。他并非试图劝服人们相信上帝，而是证明相信上帝并非不理性，相信上帝者实际上是作出合理的选择。
17世纪德国基督教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认为如果上帝禁止谋杀，其必有好的理由。上帝的命令不是简单的任意怪想，上帝法与自然法实质相同，人类并非任意凭怪想行事，而是按某种目的，这种目的是善良。但上帝是最大的善，因此我们是按最理性的方式行事。我们将总是按最接近上帝的方式行事。这就是为何模仿上帝是人类可能有的最完美的生活。而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是最自然的计划，因而也是最佳的。上帝制定的法律是自然法。在实际上，人民时常并不按上帝的旨意行事，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并未完美理解对与错，比较我们已完美科学地理解世界，我们仅依自已的智慧良心理解对与错。如果我们象上帝一样清楚理解它，而且我们的意志力未受原罪腐蚀的话，我们将不能够避开尊循真理的需要，因为依自然我们想要的是良善。但是，由于我们的良知不是那么清晰，因为他们有时犯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抵制它。而由于亚当的原罪损害了我们，使得救赎成为必要，因此道德是上帝置于世界的核心。上帝创造了世界，包括人类，道德法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是人类过好的完美的生活所必须，这就是为何上帝法也是自然法的原因。信仰与理性并不冲突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上帝法与人类理性良心是相同的法。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说“基督教已经终结，被其自已的道德毁灭了，此种道德无可替代，这种道德最终被迫拒绝否决甚至存在它自已的上帝。真理的感觉，由基督教发展至如此高度，被所有基督徒解释世界和历史时的错误和虚假，变得令人恶心”；由“上帝是真理”至“上帝是谬误”最终则是“上帝死了！”。[6]他认为“愉快出现于权力感之场合，幸福寓于权力和胜利感。进步寓于强加类型，强力使用意志的资质。任何事情均是危险的注解。”他的通向权力的意志和超人哲学迄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889年尼采疯了。因为过渡劳累，孤独，磨难，但是主因是已达第三期的梅毒导致精神瘫痪。
基尔克加德(Soren Kierkegaard)是 19世纪初丹麦哲学家，他认为“生命的实质是我们面临的选择，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被迫即刻作出决定，基于我们的经验，而非基于抽象的理性。例如，我们是选择某种愉快的生活还是试图帮助人民？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我们并非算计于理性，而是对我们的现状的某种反应”。他如今被学界视为一个创新的现代思想家和存在主义之父。
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理性无法对我们经验以外的事物，诸如宗教作可靠的评论。质言之，你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或任何类似的事情。康德的论证是针对安思尔姆的上帝本体论的争论。自1870年始，天主教会正式否决并谴责单纯理性上帝不能证明之论。
牛津大学哲学家理查德（Richard Swinburne）结合现代观念论证理性和宗教如何运行起作用，创立了一种“今日阿奎那哲学”。他认为我们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或任何类似的事物，但他争论道可以有多种考虑使得上帝的存在更可能。例如，存在着一个并未证明是由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事实，但是上帝可以作为一种其存在的更好的解释。基督教有关上帝经验的神密报告的事实，并未证明他们有上帝的经验，但是上帝是他们的经验的一种更好的解释。虽然他与阿奎那在许多问题上看法并不相同，但对基督教的立场：宗教实质上是理性的。阿奎那关于理性哲学可以与天主教理论协调的观念与理查德之常识说的论点则是相似的。
19世纪无神论哲学家边沁（Jerome Benthan）是功利主义之父，他认为行为的对与错取决于结果。因此带来更多好的结果的行为比带来更少善的行为更道德。衡量某种行为的善与恶的唯一标准，应看其带来的是愉快还是痛苦。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道德正确的行为是造成最大愉快而最少痛苦的行为，而道德错误的行为是导致最痛苦和最少快乐的行为。
德国学者19世纪主要神学家阿尔柏特（Albrecht Ritschl）认为基督教实质是有关过好的人生的学问。他相信可能通过生活和基督教诲知道上帝，但上帝的知识，与科学事实的知识并非同一回事。他认为宗教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价值问题。因此通过基督教知道上帝是个尊循基督教诲的问题。是个使基督教的价值成为你的生活中心的问题。认为耶苏的伦理是在社会层面起作用，而非在个人层次，因此他注重教会社区的相互之间的作用。
美国基督教牧师华尔特（Baptist Walter Ranschenbusch）关心基督教应当对人民的生活有实际影响，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成为社会福音运动的核心人物。相信社会之病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自私，及个人主义伦理。他的思想影响了威尔逊总统，也激励了马汀路德金。
现代基督教学者巴斯（Karl Barth）是20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作家之一。他的神学围绕启示概念，认为基督教的中心原则是只有当上帝选择显示他自已时，人才可能知道上帝。他否定阿奎那之上帝法与自然法相同之论。
希特勒致死仍是个天主教徒，至少名义上如此。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国首脑，Karl Barth confessing教会运动的主要神学家号召基督徒必须一手持圣经，一手拿报纸；Dudolf Bultmann布道时称：如今民事不服从已成为实际道德，不服从第三帝国的所有命令，是所有基督徒的义务。最著名的反希特勒基督徒是Dietrich Bonhoeffer，富于学识的神学家，与美国许多神学家联系密切，1939年他主动返回德国，他说当他的国家陷于恶与混乱之际，他不能袖手旁观。他选择与反纳粹组织一道工作，与国际教会联系，他被监控后被捕入狱，1945年4月希特勒下令将他和其他同道处决。
Celtic人将耶苏的故事传至苏格兰，法国，瑞士，丹麦，德国，其教会与罗马教会关于复活节日期，教皇的权力，牧师的发型有所不同，虽然最后在664年教会委员会决议全部未采纳，但他们的精神对强化后来英国教会独立有重大影响。
清教与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在于不奢华，简朴，经济，相信过份豪华偏离了人们的对圣经本身的注意力。
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