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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明》

上传: 郭国汀 | 发布: 2011-4-3 06:04 | 作者: 郭国汀译著 | 来源: 天易出版社 | 查看: 0

10、基督教神学家与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

10、基督教神学家与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1]

 

提要: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清教,其基本教义信仰大体一致,仅在名称,若干非实质教义及礼拜仪式上相异。由于西方文明实质上是基督教文明,因此古今无数大师与基督教密切相关。本文选译相关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论述宗教,上帝,道德,品德,法律,自然法,理性,良心,幸福,荣誉,心灵,灵魂,价值等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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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斯多伊克Stoics)认为幸福与品德是一回事。因此,若你有品德,你将会幸福,而无论你的物质地位如何。一个好人即使一文不名,也比一个坏蛋住在皇宫中幸福。是美德良善而非任何其他东西使我们幸福。任何事物,当其最接近自然时最佳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认为人类幸福寓于实现人类的潜能。过好的生活与过健康的生活实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均有一种建立在理性和品德之上的正确行为方式,这种行为即是幸福。依道德行事,我们即变成完美的人类。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是好的善良的值得尊敬的人;他是勇敢的富有荣誉的,他可能是富有的贵族,品德比虔诚更重要,慷慨大方,自足,不愿负债,不会将他的幸福依赖任何人,他喜欢谈论,说话缓慢低沉富于情感,不会因任何事物而激动

古罗马康斯坦汀大帝皈依基督教后,基督教一夜之间颠倒成为国教。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原先是律师和政治家,警局局长的儿子,受过优良教育,并迅速成为亚米里亚(Aemilia)总督。374Auxentins主教去世,他出席葬礼,意在监控局势以免失控。一个小孩突然喊到:安布罗斯主教!结果毫无教会经验的他被选米兰主教(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米兰而非罗马,故米兰主教相当于当时的教皇)他却是个非常尽职敬业的主教。

神学家奥古斯汀所处的时代亦是罗马走向腐败衰亡变动不安之秋。410Visigoths入侵危机深重,因此写下了《上帝之城》认为人类分为地球之城与天城两座城。追溯至源头该隐与亚伯,该隐杀害了亚伯后建立了一座伴随原罪的安全之城,天城则仅是心灵之城,其居民可以是地球之城的人,但他们的心灵却不能说谎。它几乎是一个颠倒的社会,显得无根,没有政治或社会权力。政治和心灵的权力相异,两城最终均是上帝的计划。奥古斯汀受到安布罗斯的极大启发。当时罗马皇帝定居于米兰,皇帝与主教相互承认各自的权威。396年,Thessalonica发生暴乱,Theodosius皇帝大怒,下令群体屠杀了7000人,安布罗斯主教对此暴行非常震惊,拒绝皇帝进入他的教堂。他说:皇帝陛下,你似乎未想过在该大屠杀中你犯下的罪过有多深,现在你的怒气已然消失,你是否意识到自已犯下了多大的罪?你不必被你身装的华丽紫袍炫耀得眼花潦乱,你如何能用你沾满不义屠杀的鲜血的双手祈祷?走开,别再重新犯罪增添你的罪过皇帝惊恐万分,向主教坦白了自已的罪过。主教则迫使他为自己的犯罪公开自我惩罚一个月。当自罚结束后,他们才和解,主教允许皇帝重新入他的教堂。[2]

四世纪中叶罗马帝国Cappadocia主教巴西尔(Basil),被誉为伟大的巴西尔,他布道时谴责对穷人漠不关心的富人,力劝富人出钱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专为穷人和外国人的福利慈善机构抚养院,此后基督教慈善机构遍布全球。康斯坦汀大帝设立episcopal audience由地方主教任法官,处理法律问题和其他纠纷。人民可以同意由主教裁断他们的问题,但他们必须接受主教的裁定是终局的。这种做法大获成功,主教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处理法律争议。效果奇佳,许多人仅是想利用此种服务而皈依基督教。因为主教的裁定是免费的,审理案件不涉及律师,因为聘请律非常昂贵。这种基督教社会的法律对后世影响极大,奠定了六世纪查士汀尼罗马法的基本原则:诚实地生活,不伤害他人,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对全社会每个人适用。这种罗马法体制,后来成为整个欧洲的法律体制,它是建立在上帝建立的世界自然法概念基础上,不问贫富普遍适用,这种观念深入西方人的心灵。今日欧洲国家,除了英国之外,法律体制皆源于一套基本原则,演化出法律制度。美国独立宣言,欧洲人权宪章,皆可溯源于查士汀尼的基督教法律体制。两个世纪后,基督教皇帝查理曼大帝,基于该基本原则重新修定了法律。[3]

590年格利高里成为罗马主教,考虑到政治,精神的挑战,他通过加强关注社会秩序,深化神职人员心灵生活,支持向世界各国的传教工作,鼓励著作普及基督教,引进颂歌,强调布道,提高牧师的教育水准等改革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信众的生活。

Celtic人将耶苏的故事传至苏格兰,法国,瑞士,丹麦,德国;其教会与罗马教会关于复活节日期,教皇的权力,牧师的发型有所不同;虽然最后在664年教会委员会决议全部未采纳,但他们的精神对强化后来英国教会独立有重大影响。

清教与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在于简朴经济不奢华清教相信过份豪华偏离了人们的对圣经本身的注意力。600年马赛主教瑟伦纳斯(Serenus将其辖下的教堂内所有的圣像全部烧毁,他认为这些画像贬低了圣经神圣的话语。格利高里(Gregory)教皇批评他忽视广大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信仰之需,他们由于不识字或文化低,不能理解圣经的内容,而圣像及教堂的金碧辉煌可让他们一目了然,因而不可或缺。726年古罗马皇帝里奥(Leo三世下令毁掉全部圣像,结果引起全帝国骚乱,穷人基督徒起义,精英基督徒多主张毁掉圣像。780年伊莲娜(Irene)女皇恢复圣相后才结束冲突。教会委员会采纳了约翰达马斯卡斯(665-750)的见解,圣像与偶相不同,象征和代表耶苏,中世纪基督教用艺术吸引信众,作为桥梁将精神心灵不可见的上帝,变成直观的看得见的。东正教保留了圣像传统,而罗马天主教则偏重于华丽的玻璃窗取代圣像。1500年清教否决了中世纪遣产,回归罗马强调宗教仪式的传统。[4]

查理曼大帝管辖盘大的帝国,不同地方的人民有不同的法律传统。萨克逊人与法郎克人的法律相差甚大,亚哥巴德(Agobard)是里昂主教,里昂处于帝国的交汇地带,来自各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民混居此地,由于他们皆服从各自的法律传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为将会有什么后果。一个人可能依某种法律犯有某种罪行,按照另一法律追诉,并依第三种法律定罪,但最终自由走人了事。因为无人知道哪一个法律对其生效。由于许多部落仅有口头的法律,查理曼大帝将所有这些法律变成成文法,同时制定帝国法律其适用范围涉及所有最重要的法律问题,其效力高于所有地方法律,时常取代任何其他法律。每个人都将完全根据上帝的命令,依正义规则,与其工作和职业中的同事和谐共处

13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造人有其目的,正如眼睛的功能在于视觉,树的功能在于成材一样,上帝造人亦有其功能。如果上帝按适用的目的造人,他们就必须在上帝制定的行为框架内行事。上帝统辖整个宇宙,是最高理性。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说正确的行为是人按照理性行事时,他意指人是按上帝的旨意行事。质言之,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律,是上帝通过他的行为和计划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一套命令和禁令。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不受时空约束的,因此,道德法律是永恒的普遍适用的

炼金家(Alchemist)占星家(astrologer)和魔术师渐进化成实验科学家或许是欧洲自接受基督教以来最深远的事件。早期的学科的发展,诸如数学,光学和物理学是由于受到渴望获取解释天文数据的激励

1534年人道主义者Juan Luis Vives在为Erasmus辩护时说:我们生活在如此困难的时代,无论言说还是沉默,均陷于危险[5]

哥白尼(Mikolaj Copennicus)是波兰Frauenburg大教堂教士会执事,通过观察太阳运行的位置方位,认为太阳才是宇宙中心,1543年发表《天体翻转运行论》(of the Revolution of Celestial Spheres)摧毁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宇宙概念,他将该书献给保罗三世教皇。

加利略(Florentine Galileo1615年利用发明的望远镜加强了哥白尼的理论,1632年宗教法庭判处其无期徒刑。直到1992年约翰保罗二世教皇指定一个委员会复查加利略案并于11年后才作出结论:加利略案系错判。

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Descartes),终其一生是个天主教徒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 他认为自已发现的上帝观念证明存在上帝,上帝拥抱绝对完美。假如他的存在不是源于上帝,上帝的观念将不会向他展示。教会否决了他的心灵完全区别于肉身的物质和心灵二元论。

帕斯卡Blaise Pascal1654年提出心灵神学,心有其理性,而理性却不知道。他认为没有信仰不可能做好工作。人是介于伟大与肮脏之间的。唯有信仰能使人摆脱此种状况,人必须做出支持还是反对上帝的决定。人仅是象芦苇一样性质柔弱的东西,但人是一种能思考的芦苇。

英国哲学家科学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不是大法官培根)1626年因观察肉类在冷空气中保存变化死于感冒。如果人始于确信,他将终于怀疑,但若他始于怀疑,他将终于确信科学家是上帝自然之城的牧师哲学沉思将人的心灵带入宗教

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认为上帝无所不包,无限的实在,有其自我存在的理性。人心是神圣智能的一部分,我们感到并知道我们是不朽的必须实践理性和宽容以便达到引进最高目标--爱上帝的沉思。犹太教视他为异端,新教认为他是泛神论。

17世纪英国科学家牛顿(Issac Newton认为圣经与上帝或自然本身非常协调。他的宇宙完美秩序的概念认为上帝作为最高存在的绝对全智全能,对物质世界和人类灵魂均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7世纪德国博学的基督教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认为如果上帝禁止谋杀,其必有好的理由。上帝的命令不是简单的任意怪想,上帝法与自然法实质相同,人类并非任意凭怪想,而是按某种善良目的行事,但上帝是最大的善,因此我们是按最理性的方式行事,我们将总是按最接近上帝的方式行事。这就是为何模仿上帝是人类可能有的最完美的生活。而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是最自然的计划,因而也是最佳的上帝制定的法律是自然法在现实中,人民时常并不按上帝的旨意行事,这部分是因为我们虽已完美科学地理解世界,但并未完美理解对错是非,我们仅依自已的智慧和良心理解是非对错;如果我们象上帝一样清楚理解是非对错,而且我们的意志力未受原罪腐蚀的话,我们将不能够避开尊循真理的需要,因为依自然我们想要的是良善。但是,由于我们的良知不是那么清晰,因为他们有时犯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抵制它。而由于亚当的原罪损害了我们,使得救赎成为必要,因此道德是上帝置于世界的核心。上帝创造了世界,包括人类,道德法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是人类过好的完美的生活所必须,这就是为何上帝法也是自然法的原因。信仰与理性并不冲突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上帝法与人类理性和良心是相同的法

19世纪英国无神论哲学家边沁(Jerome Benthan),认为行为的对与错取决于结果,因此带来更多好的结果的行为比带来更少善的行为更道德。衡量某种行为的善与恶的唯一标准看其带来的是愉快还是痛苦,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道德正确的行为是造成最大愉快而最少痛苦的行为,而道德错误的行为是导致最痛苦和最少快乐的行为

德国19世纪主要神学家阿尔柏里特(Albrecht Ritschl认为基督教实质是有关过好的人生的学问他相信可能通过生活和基督教诲而知道上帝,但上帝的知识,与科学事实的知识并非同一回事,因为宗教不是事实而是价值问题,因此通过基督教知道上帝是个遵循基督教诲的问题,是个使基督教的价值成为你的生活中心的问题。他认为耶苏的伦理是在社会层面起作用,而非在个人层次,因此他注重教会社区的相互之间的作用。

美国浸礼会牧师瓦尔特(Walter Ranschenbusch关心基督教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成为社会福音运动的核心人物。他相信社会之病根源在于贪婪和自私,个人主义伦理。他影响了威尔逊总统,亦激励了马汀路德金。

20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作者之一现代基督教学者卡尔巴斯(Karl Barth),他的神学围绕启示概念。认为基督教的原则是只有当上帝选择显示他自已时,才可能知道上帝。他否定阿奎那之上帝法与自然法相同之论。



[1] 本文编译自Johnathan Hill, What has Christianity ever done for us?( Inter Varsity Press, 2005)

[2] Rodney Stark, The Victory of Reason, How Christianity Let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 (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5) p156-57

[3] Page Smith, Rediscovering Christianity, A History of Modern Democracy and the Christian Ethic,( St. Mantin`s Press New York, 1994)P156

[4] Johnathan Hill, What has Christianity ever done for us?( Inter Varsity Press, 2005)p.105.

[5] Henry Kame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London, 1965.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