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中国基督教发展简史（中）
五、新教传入中国
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英国东印度公司秘书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arrison)乘一美国商船抵达广州，他花了12年翻译《圣经》，由于当时外国人教中文是非法的，故他只能私下进行，他花了七年时间，才赢得第一个皈依者柯（Tsae A Ko）；他对华侨传教则相当成功。1818年他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央格鲁中文学院，教授英语和科学，他期望“科学和启示之光，将和平遂渐地在太阳升起的亚洲释放其光茫”。
前清曾经对基督教实行禁制政策历时100年多年。1829年开始，中国向基督教国家打开大门，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由此中国见识了坚船利炮，国际贸易和基督福音。进而进口基督教国家的武器、机器和医疗设备等，翻译科技书籍，办现代学校，传西医技术。基督福音扩大传播，促使中国教育科技水平大幅进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未涉及传教问题，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首次规定：基督教自由传教权。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园明园后订定的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所有省份租赁或购买土地以便按其意愿建筑教堂或附属设施。这一权利依最惠国待遇条款由所有西方国家自动享有。自此天主教，新教均得自由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1]1860年以后，通过中英北京条约，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 从此，传教士不再执行利玛窦时代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调适”的传教方针，而是欲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例如，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纪要》中记载“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不单纯传授宗教, 而是给学生以智慧和道德训练,使其成为社会上和教会之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但正式权利直至1903年中美北京条约才确定。外国传教士经常予那些违反了中国法律的皈依信徒予庇护，使他们能够逃避地方当局的惩处，因而时常激怒中国人，冲突事件使外国人趁机占中国便宜，例如，德国占领胶州地区。此种事件给传教士和基督教信徒带来反感，有些传教士因此成为牺牲品。
1851年在上海第一个美国主教威廉（William J.Boore）任命他的第一个执事。吉姆斯（James Hudson Taylor）是一个医生传教士，于1853年抵中国，他在内地建立起中国内陆传教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传教会。
1836年洪秀全从第一个中国新教牧师梁发（由马礼逊任命）得到有关基督教的《劝世良言》，从而对基督教非常感兴趣，洪从未受洗，但他自已为其追随者洗礼。凭借对基督教义的一知半解，在广东花县成立了“中国拜上帝教”，主张摧毁偶像，禁止鸦片，推翻满清统治，提出建立一个没有阶级、集体生产、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的主张。之后，洪秀全传播拜上帝教思想、发展组织。19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外国传教士刚开始欢迎之，1860年英国传教协会的格利菲斯（Griffith）写道：“我完全相信通过该起义，上帝将根除这片土地上的偶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狂热的基督教将军哥登（Gordon），却是在镇压太平军起义中获得该称号的。
到1896年超过1500名外国传教士及641名中国传教士（前鸦片隐君子）及其家人定居在中国的500个教区，至1940年仅新教便已有5462名外国传教士，直至1949年12月以前仍有4000名新教传教士和5682名西方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在中国[2]。
义和团拳乱始末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起农民起义暴乱。每次农民暴动都是因当朝政府日益腐败无能，贪污腐败盛行，导致广大平民民不聊生最终揭杆而举，杀得天昏地暗人仰马翻；而某个流氓重启新朝，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于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则一成不变，因而周而复始。马克思1853年下结论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英国的大炮和鸦片战争震动中国人民的结果”。[3]有个德国历史教授佛朗克认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最伟大的革命运动”。[4]南郭以为无论马克思还是佛朗克恐怕皆抬高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本质上言，太平天国运动仅是一场错披基督教外衣的农民暴动而已，尽管基督教上帝面对人人平等的观念，在太平天国初期有所体现。
义和团运动渊源于中国社会经久不衰的地下会社，诸如白莲教，天地会，洪会门等。14世纪的白莲教是混和佛教、道教带魔术和迷信的宗派，朱元章是白莲教成员，但夺权当上皇帝后他立即颁布法令禁止之，因此白莲教被迫转入地下，到清初时重现。1796年白莲教在“反清复明”口号下，引发了一场波及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的大暴动，直到1804年才被平定。
1813年清庭颁布法令再度禁止白莲教，其再次被迫转入地下，其分支即包括义和拳。1890年在山东义和拳特别著名，原因在于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加之政府处事不公，农民不堪忍受悲惨的生存条件，自然灾害的加剧，这种秘密社团有一种特别迷信的特征，相信经特殊修炼，可达到刀枪不入的境界。他们直接反对统治阶级官员和士绅，作为一种秘密宗教，也反对与之不同的宗教信仰；此外，许多农民将自已不幸悲惨生活，归因于外国传教士。外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大量进口，全面渗透使中国原来自给自足的小农商品经济崩溃，导致许多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故认为是外国传教士，基督教入侵所致；再者，有些中国基督徒并非社会精英，而是原先的鸦片隐君子等社会底层人物，如今成为基督信徒后，反而享受好些特权，因而义和团特别反基督教。他们反复攻击教堂、外国传教士和本土基督徒。地方当局有时用暴力，有时用协议，试图平息义和拳运动。由于义和团强调反外国人的特征，使其原先的社会革命和反满的成份消退甚至消失，其口号也由原来的“反清复明”变成“扶清灭洋”。1895年后，由于山东巡抚多少容忍义和拳，以致发生多起义和拳与外国传教士之间的冲突，有些教堂被焚毁，不少外国传教士被杀害。1896年慈禧太后公开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1897年，清庭改派强硬派袁世凯任山东都督，令其平息义和团之乱，于是义和团的活动中心转移至河北（直隶）。
1900在天津、北京一群清庭顽固派担心慈禧死后，光绪皇帝若复出将惩罚他们，因而向慈禧建议废黜或杀害光绪另立皇帝。顽固派欲扶持清王族Tuan Tsai-I，因众多官员及各省皆反对未果，因此Tuan与义和拳结盟。他想利用义和团赶走外国人以便夺权。随后他按排义和团负责人与慈禧面谈协作，让义和团进京，据说义和团成员还当面表演了某些技巧，令慈禧相信他们确有与众不同的非凡神功，能抵抗外国人的枪弹，结果慈禧命令清庭配合义和团开始与外国人敌对。1900年6月24日慈禧帝国颁布一项命令杀掉所有外国人。不仅所有基督徒或被怀疑是基督徒者，凡被抓住即处死，而且无论因商业或私事，所有与外国人有任何联系者及“二毛子”（即“买办”中外商人居间代理人等）皆杀无赦，受害者超过1900人丧生；在清庭纵容下第一个外国受害者是一个日本使馆秘书和一个德国公使。由义和团包围外国公使馆区，另派清军协助之。北京的外国公使区被义和团和清军围困了55天，期间基督教传教士及其家人135名成年人和53名儿童被杀害，公使馆区变成一片废墟。[5]全北京进入恐怖状态，不少主张改革反对Tuan的清政府官员被指控为叛徒，没有人敢于提出任何异议，除非其甘冒生命危险。清宫外人群陷入盲目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之中。结果引发列强联手以八国联军武装干预击败义和团并洗劫京城，慈禧携皇家出逃西安。[6] 随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定满清政府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赔偿各国白银合计三亿两。
1902年宋嘉树发起组织了上海最早的基督教自立会--中国基督徒会。1907 年华人在宣教事业上的广泛积极地参与。“1907年以后,中国职员中按立牧师的数目较外国职员受按立者多一倍，”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忽略基督的复活、圣灵、圣事等，而注重其中蕴含的博爱思想、人道精神、救赎色彩、人格意味，以此来否定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隶性格。
六、民国期间基督教在中国
基督徒孙中山成立政党，促进清朝认同宪政，废除科举制度。孙中山志在废除封建帝制，实现结社自由的共和制，当时，国会议员中许多基督徒。孙中山出身于广东一个基督教农民家庭，在美国夏威夷接受传教士教育，后在香港受医学教育，在答记者问什么是使得革命成功的因素时？他说“基督教是比任何其他因素更重大的因素，伴随着宗教自由观念，它带进了西方政治自由的知识以及遵循普世爱与和平的理念，中国人接触到这些理念后，引起了革命运动，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和平性质”[7]。蒋介石1927年10月开始学习圣经，当时是作为与宋美玲结婚的一项条件，并于1931年正式受洗礼，而国民党内阁好些部长们均是基督徒。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在其辖区内关闭妓院，清洁街道，他崇拜德国首相彼斯麦，美国总统罗斯福，他的军队的口号推崇道德，简朴，禁烟禁毒，他赠给吴佩俘将军的礼物是一瓶清水，以示诫酒。进军中士兵高唱军歌颂曲，绒装与士兵同等。但他镇压穆斯林暴乱毫不手软，10万穆斯林因此人头落地。[8]
1922年比乌斯六世教皇讨厌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他当选教皇时，在罗马天主教主教辖区，没有任何本土主教。1926年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他第一次为六名中国主教举行了加冕主教仪式，到1939年他去世时已加冕40名本土主教并在全球任命了7000名本土神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