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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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共产党皆变成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中）

1887年3月1日暗杀亚历山大沙皇三世失败，列宁的长兄亚历山大与其他四名同谋被绞死，种下了列宁仇恨沙皇体制的种子，1918年未经苏共政治局知晓，列宁下令屠杀了沙皇一家人。按马利亚（Martin Malia）的说法，这一暴行是法国革命的疯狂再现。首开政治恐怖主义（与孤立的暗杀行动比较），作为现代世界体制性计谋。因此，来自下层的群众起义的大众策略，与来自上层的精英恐怖相结合，在俄国对源自1789-1871年的西方革命传统的政治暴力赋予合法化。这种在社会边沿的政治暴力，受到几个世纪以来在俄国社会常见的暴力特征火上加油。俄国社会悠久的谋杀传统，无疑创造了一种集体意识，使得一个和平的政治世界希望渺茫。

伊凡四世沙皇，年仅13岁时，于1543年将他的总理亲王（Chuisk）杀死喂狗。1560年他的妻子之死，使他变成谋杀者般的狂怒；导致他怀疑每一个人均是潜在的背叛者，并在大范围内清除真实的和想象的敌人；他创建了一个叫做（Oprichnina）的权力无边的皇家卫队，在大众中制造恐怖；1572年他又杀掉了该卫队的成员，然后杀了他自已的儿子和继承人。彼得大帝对俄国的敌人，也心狠手赖，对贵族和人民也几乎没有更多的仁慈，他亦亲自杀了自已的儿子。

从伊凡到彼得，奴役人民和精英的绝对权力，导致专制和恐怖的国家，有着牢固的传统。沙皇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力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农民暴动，群体屠杀贵族，本身亦野蛮残暴。给俄国人的意识烙下了深印。1667-1670年斯登卡（Stenka Razin）暴动和1773-1775年普加乔夫（Pugachev）暴动迅速漫延，严重威胁凯斯琳娜大帝的政权；在伏尔加河流域留下了长期血腥的伤痕。普加乔夫被捕后，被以极残暴的方式处死：肢解，朵成碎片喂狗。

高尔基（Maksim Gorky）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残暴方法，1922年他写道：“俄国人的残忍似乎没有任何进化：在受害人嘴里塞入炸药，然后点燃引信；还有在肛门塞入炸药引暴的。在妇女的乳房处挖孔，用绳子穿越伤口并牵引。”1918年和1919年，在Don和乌拉尔（Ural）地区用同样的酷刑，在男人屁股下放炸弹然后引爆。这种残忍无法用精神病或变态形容，也非个别现象，我是以他们将人类受难作为群体娱乐来考虑的。”

1861年亚历山大三世沙皇废除了农奴制，建立了地方权力中心；1864年他批准司法独立，作为实施法治的第一步。大学，艺术，媒体均得以繁荣。公民浪潮在全社会涌动，暴力在全国消退。即使1905年失败的革命，结果仍激发了社会民主热。可惜这一进化进程被1914年8月1日暴发的欧洲历史上最坏的群体暴力所打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体暴力，超过历史之最。万士兵战死，平民亦伤亡惨重，暴力达到史无前例。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和主要领导人，于1920年指出：习惯于战争的残酷，退伍士兵回家后，大多心态与情感大变，即便在和平时期处理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及主张利益时动辄诉诸暴力和血腥。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没有一人曾参战：（列宁Lenin, 托洛斯基Trotsky,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斯大林Stalin, 卡门内夫Kamenev,）绝大多数长于行政官僚机构或群众大会上演说，但均没有军事经验，从未真正体验战争灭亡的残酷。直到他们夺取政权，他们仅知道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词汇；仅有死亡，群体屠杀和人类灾难的抽象概念。这种个人对战争恐怖的无知，或许是它本身更加残忍的一个因素。

“军队在战争中是一种社会命令，个体已不复存在，其非人道性创造了一种几乎不可能打破的惯性”。“战争是从正常的公民生活走得最远的政治国家”。战争赋予了暴力某种新的合理性，并降低人的生命的价值。战争削弱了先前急速发展的民主文化，并将新生活置于奴役文化之下。

20世纪初，俄国业已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也变得日益自治化。一战打断了这一进程，突显了旧体制的问题；1917年2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建了议会宪政选举民主制，伴随而来的工农社会革命；世界大战与俄国传统的暴力，是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夺权的重要原因。但无法解释布党的绝对残暴。这种暴力显然是外来因素所致，较之二月革命的和平性质，这种暴力是由列宁通过布党夺权后亲自强加给俄国的。

列宁创建的专制独裁体制，迅速地赋予它血腥和恐怖的性质。官方正式启动红色恐怖始于1919年9月2日，但实践中早在1917年11月即已存在；例如1918年1月4日列宁下令强行解散民选议会；并公开枪杀任何在街上抗议的人。孟什维克领导人马托夫（Yuri Martov）立即对此种暴力进行了公开赛强烈的谴责。

自它夺权第一日始，苏共便开始杀人。杀在内战中俘获的俘虏；杀那些基于保证活命为前提投降的敌人；这些由布党组织和指导的谋杀，在未经任何审判暗杀了数万名无辜后，布党才开始组建最高革命法庭，来定苏维埃体制敌人的罪。

兽类喜欢人类的热血。杀人机器开始运转，最高革命法庭5位法官卷起袖子，象屠夫一样工作，但是以血还血，整个俄罗斯大地笼罩在一片血腥雾气之中。构成社会主义教义基础的真正人道的最大原则被抛至九霄云外。

法国革命的暴力限于一小部分人。列宁的恐怖却是针对所有的政党和社会各阶层；贵族，资产阶级，士兵，警察，宪政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及整个平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待遇尤其坏。1919年9月6日，在逮捕了几十名公共知识分子后，高尔基给列宁发了一封义愤的信：

“我认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力量应当以知识发展来衡量，革命仅在有利于此种发展时才有意义。学者应当受到慎重对待和尊重。但是试图拯救我们的皮肤，我们正在毁灭我们自已的大脑，砍掉人民的脑袋！”列宁残暴的回答与高尔基简明的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人民的智慧力量与资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等同，我们就要犯错误。。。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力量，是在推翻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辅助者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那些二流知识分子及其资产阶级走狗，自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大脑。他们不是国家的脑袋，而是狗屎！”[1]

这是列宁首次对知识分子表示深切的蔑视，很快他便从蔑视发展成谋杀。列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可能长久维持权力。之所以不择手段，抛弃一切基本道德夺权维权，是因为这是列宁将其意见观念付诸实施，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列宁当然也用了好些马克思主义教条，诸如：阶级斗争，暴力在历史过程中的必要性，无产者作为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新的革命党概念，按军事纪律组织严密的职业党，他采用内查也夫的模式并发展出与英国，德国各大社会主义组织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阶级斗争的内战。1920年托洛斯基指出：

“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问题在于废除生产方式的财产私有制，解决的唯一途径取决于通过将国家权力全部集中于无产阶级手中，设立一个特殊体制的过渡时期；独裁专制成为必要，因为这并非部分改变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的生存问题。在此基础上不可能协议。唯有暴力才能成为决定因素。任何人为了达到目的，不可能拒绝手段。”[2]

1917以前，列宁已证明他的坚定信念：他是唯一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能够解答历史的真正意义的人。而十月革命布党夺取政权，更使列宁相信他的意识形态和分析是正确无误的。1917年革命夺权后，他的政策和理论解释变成了革命圣经。意识形态转化成教条和绝对的普适真理。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这种转变成绝对“科学”真理，便是共产主义极权的基础。

列宁宣称他自已是数量仍极弱小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尽管每当工人起义时他都毫不留情地残酷镇压，来确认他的意识形态的正确。这种代表无产阶级的说教，是列宁主义最大的欺骗之一。1922年史利亚尼科夫（Aleksandr Shlyapnikov），一位极少数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布党领导人之一，在布党11次代表大会上直接问列宁：“伏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按马克思意义论，在俄国并不存在。请允许我祝贺您，代表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管理和行使独裁专制权力”！（739）这种代表虚拟无产阶级行使专政权力，在东欧所有共产党国家及第三世界，中国和古巴，是共同现象。

玩弄文字游戏是列宁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将具体的人抽象化，意识形态化，是诞生恐怖的另一因素。他们杀的不是人，而是资产阶级，资本家，人民的敌人，尼古拉二世沙皇全家是封建主义的代表，他们是吸血鬼、蝗虫、蚂蝗。

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布党建立起一个称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和任意荒唐至极的权力体系。1918年厦，在布党仅撑权6个月，群体屠杀刚开始不久，考茨基便在他的《论无产阶级专政》书中预见：

“两种社会主义运动。。。是两种基础不同的方法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独裁的冲突。两种运动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标：通过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解放无产阶级，但是其中之一采用的方法是错误的，极可能导致毁灭；通过充分的讨论争辩，我们坚定地选择民主。独裁专制并不要求反驳对方相反的观点，而是强制压制令对方闭嘴。因此，民主与专制在讨论争辩的开初更不可调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压制的。”[3]

“少数人的专政，经常发现一支绝对服从的军队是其最强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赖武力取代多数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诉求暴力代替拒绝他们的投票；内战成为调整政治和社会争议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占上风之所，少数人的专政经常会受到武装攻击或持续的游击战争。。。独裁专制者就会陷入内战，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续危险之中。。。在内战中，各方均为生存而战，失败者面临被灭绝的威胁。这一事实的意识正是为何内战会如此残酷的原因”。[4]

列宁愤怒地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斯基》作为回应，拒绝讨论争辩。他引恩格斯的话说：“在现实中，国家仅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因此他辩称：专政的本质乃是：“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5]列宁接着说“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形式，已经发展和扩大了史无前例的民主，确切地说，它是最广大的人民，被压迫的劳动的人民的民主”。[6]正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美妙包装下，苏联几十年来干下了无数恐怖罪恶的勾当。

托洛斯基提出“永久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他相信世界已进入“政治斗争迅速转变成内战”的时代，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将军和海军上将为首脑的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内战。然而，他的预测错误明显；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日益成为全球现象，1991年甚至俄国亦采用之；另一方面，托洛斯基与列宁一样，有基于俄国经验（在任何情况下，他时常过渡夸张）归纳出一般结论的强烈倾向。布党相信，一旦内战在俄国展开，它将扩展到欧洲和全世界。托洛斯基下结论道：

“它能且须解释在内战中我们击溃白军，以使他们不能毁灭工人。因此，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毁灭人的生命，而在于保护。。。必须使敌人变得无害，在战时这意味着必须消灭之。对于战争中的革命问题，取决于摧毁敌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并接受征服者的条件。。。谁将统治国家的问题，亦即，有关资产阶级的生与死，将取决于双方，而不依赖于宪法条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托氏的用语很多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描述全面战争的表述相同。这表明布党其实是高度军事化时代的产物。

布党不是唯一起内战者，但它是唯一公开从理论论上证内战必要性的。内战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永久形式。实质上是布党与大多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他们1918年厦以后，开始起义反抗布党暴政）之间的战争，不是传统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而是政府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战争。在斯大林时期则是党国针对整个社会的战争。这只有在体系是基于大规模的恐怖，全面控制社会活动的极权体制下才有可能。

近年来基于新开放的档案研究表明：1918-1921年的“肮脏战争”（Nicolas Werth语）布党源于列宁主义夸张的理想主义，愤世嫉俗主义和反人道的残忍，期望内战将扩展到全世界，持续到社会主义征服整个星球。该内战植入残忍作为人民相互之间解决争端的通常手段。它打破了传统限制界线，代之以绝对和根本的暴力。744

斯登伯格（Isaac Steinberg），是个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人，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于1923年评论布党使用的“国家恐怖的方法体系”时指出：限制革命中的暴力的中心问题：

“推翻旧世界，代之以一个相同的旧的恶，留在其机体内的新生命，一个被相同的旧的原则污染了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被迫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作出决择：使用旧模式的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暴力还是选择革命暴力…旧模式的暴力仅是为了保护奴隶制，而新暴力则是通向解放的痛苦历程…这是我们应当作出的决择：我们应当控制暴力以便确保终止暴力。因为没有其他手段制止暴力。这是伤害革命的道德空缺。这是中心难题，该冲突不可避免成为更多的冲突和苦难之源”。他接着说：“象恐怖，暴力，在影响胜利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之前，将时常首先腐蚀征服者的灵魂。”[7]

高尔基1930年11月2日至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苏联以阶级战争对付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回到资产阶级政体。内战仅仅是杀虐。”[8]

苏共以全面恐怖为特征，高峰是1937-1938年的大清洗。苏共不仅向全社会开战，而且向党国体制内部宣战。希特勒极少亲自作为迫害者的角色，而是委派其亲信为之。斯大林则赤膊上阵，往往亲自成为迫害主角。他亲自签署了数千人的死刑名单，并强迫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这么干。14个月内180万人被捕，分别关入42个巨大的集中营；其中69万人被杀害。阶级战争时常取代阶级斗争。政敌不是一个反对派的名字，甚至一个敌对阶级，而是整个社会。在列宁统治下，主要敌人时常是非党人士；在斯大林统治下，党员本身成为潜在敌人。彼得堡苏共党委书记基洛夫（Kirov）被暗杀事件，使斯大林在党内大开杀诫有了借口。他日益采纳内查也夫的主张。迫害的执行者最终也均成受害者。巴古宁(Bakunin)指出：

“在革命兄弟之间，我们行动的基础应当是真实，诚信和信任，撒谎，欺诈，神秘，必要的暴力只能用于反对我们的敌人。。。而你陷入了马基佛利的诡计，你用此种方法来营建组织。最终你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你自已的朋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