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虐杀成性的柬普寨共产党暴政（三）
S-21监狱共有20000余名受害人，其中约5%被转入专门关押高干的Tuol Sleng监狱, 该狱的特点在于它是关押有道德品质缺陷的干部和失势领导人的专门监狱。S-21监狱是个特别强大的黑洞，从中几乎没有机会活着出去。最后20000名囚犯只有7人幸存。其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了1975-1978年关押的14000人的名单，以及大量囚徒（包括高官）的坦白认罪书和审讯笔录。其中4/5是红色高棉成员，其余是工人和技术员，许多人是华裔，还有一些不幸落入红色高棉之手的外国人（主要是水手）；该狱常年保持关押1000至1500人；其中1975年关200人；1976年2250人；1977年6330人；1978年一季度5765人。2009年柬普寨审判共产党罪恶的国际法庭审理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原S-21监狱长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案，公诉人要求判其四十年徒刑，律师辩称他是执行上级命令，若不按上级指令行事，他自已小命难保因而要求免予处罚。然而，适用纽伦堡国际法庭确立的国际刑法原则，不能由于因被迫执行恶法而免责。可以预见其难逃法网。
“酷刑被认为绝对必要”。但问题是囚徒们死得太快了，往往在尚未完成坦白认罪之前便已死亡，因此在这座注定死亡的监狱，居然有最低需要的医院。1977年7月1日，114名妇女（90%是囚徒之妻）被绞死；次日31名男孩，43名女孩被杀害，他们全部是囚徒的孩子。1977年10月15日，418人被杀害；估计共有1200名儿童死于S-21监狱。615
12．共产主义狂想曲：废除货币清空城市消灭市场
柬共1975年4月17日夺权后一周内完全清空了金边市民，令全世界为之震惊。金边市民约有200万到300万人，清城过程中未发生大规模抢劫，仅约一万余孤寡老弱病残及全家自杀者死亡。其他城市也有几十万人被驱出城市，以致出现了整个国家约46-54%的人口皆在路上的奇观。在长达数周的旅途期间，红色高棉不提供任何食物和医疗，仅予平民24小时准备疏散，允许带一定数量的行旅和贵重物品，同时下令毁灭一切身份文件。被赶出城者，只要村长同意接收，允许各自投靠农村的亲友。数月后，许多被赶出城市投靠农村亲友的市民被重新驱赶至驱逐中心。这次他们对自已的命运无法再有任何发言权。1975年9月几十万人被从东部和东南部驱赶至西北部。个人被驱赶三到四次者不足为奇。大规模驱逐平民始于1973年，约四万人被从卡克欧（Kakeo） 省强迁至与越南交界地区。柬共军队攻占的第一个城市克雷缔尔（Kratie）后，立即强制清空整座城市。
13．共产主义乌托邦：强制农业集体化
波尔布特在1976年第一个四年计划中，拟以出口农产品换取发展轻工业，最后发展重工业的资金；规定每亩产粮三吨（1970年代亩产仅为一吨），扩大大米产区三倍，因而大建大型灌溉系统项目，目标是为每年收获三季（传统仅一季）；其他农作物一律停止。通常每日劳动11-12小时，但在干部发动村与村之间的竞赛中，每天凌晨四点被迫出工直到晚上11点才收工，即被迫劳动17小时！以致不少青壮年最早累死。有些地区完全取消了休息日，其他地方改为每十日休息一天，但强迫参加政治学习。柬共想象的前景天花乱缀，但现实却是灾难性的。
1976年11月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依难民报告估算，柬共实际播种面积已降至1975年以前的50%。Laurence Picg作证时说，农村道路两旁的大米农田几乎皆被荒废，东行10公里才能见到几个青年村姑在劳作，新人则无所事事，仅1/5的农田被耕种。
许多水利工程在第一次洪水的冲击下便被毁弃。任何批评均被视为对柬共的敌意而受惩罚。建设水利大工程，你所需要的教育是政治教育。负责人往往是文盲的农民。这种反科技反文化，往往伴随着反常识。不顾季节，地理，气候和生态条件，强制要求统一行动，规划，将传统的地块重新改造成每块一亩的标准田地。
有些干部下令砍掉所有的树，包括果树，以便彻底消灭有破坏大米习性的麻雀，因而毁灭了饥民另一食物来源。所有的人口均按年龄划分成组，完成特定工作标准化越来越普遍。饥荒被共产党政权故意用于达到私利和目的。越饿的人越不会亡命，因为跑不动。柬共象中共大跃进年代一样推广集体食堂，消灭麻雀运动也是毛泽东发明的极度无知的蠢事。
正如苏联和中国以钢铁为指标，古巴以食糖为指标一样，柬普寨以大米为目标。自1920年以来，柬普寨每年除了供本国人食用外，对外出口几十万吨大米。而1976年初实行集体化生产后，大多数柬普寨人每日仅有不到五两的大米供应，而且每况愈下。1975年以前，在Battambomg地区平均每人日均消费大米400克，而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一合共一个人食用的大米饭要由五个人甚至7到8人分享。因而黑市成为人们活命的唯一源泉，黑市所卖的粮食主要是由干部克扣死亡农民未申报的口粮。
Pin Yathay说：红色高棉医院的目的旨在消灭人口远胜于治病，在医院得传染病的机率更高，而没有医生证明，那怕你病得再严重，仍被迫出工。
14．共产党政权特有的制度性饥荒和瘟疫
由于红色高棉政权强制农业集体化，大办公众食堂，导致发生大饥荒和瘟疫，出生率降到几乎零。由1970年3%的下降至1978年1.1%；1989年38%的成年妇女为寡妇，同时有10%的男性为鳏夫。
据Pin Yathay作证说，在他所在的劳教营，1/3的犯人在1975年不到四个月内死亡，主要因饥荒，缺医及累死。在Don Ey村，饥荒使得出生率降为零，80%的居民死亡。1976年开始出现可怕的饥荒，1977年在饥荒达到高峰时，第二波大清洗同时进行。这次更具有政治迫害性质，目标是教师、富农和中农，且更加残暴。1975年清洗放过家属妇女儿童；1977年清洗则将已被处死者的妻儿老小逮捕杀害；全家被屠杀有时全村被屠杀。前总统朗诺称350个家庭在1977年4月17日被屠杀用于纪念解放周年！1978年屠杀对象转移至农民并达到最高峰。
饥饿与疾病夺去至少70万人的生命。
15．摧毁一切传统价值
Pin Yathay报导，一位教师因饥荒吃了亲妹妹；一位医院内勤，吃了一个年青人。两人皆被Ogre处死。一位教师在村委会当着他女儿的面被活活打死。Ly Heng作证说：一个红色高棉的反抗者被逼吃下自已的耳朵后再被杀死。还有许多吃人肝的案例。Haing Ngor证明说一个妇女被处死后她的胎儿，肝和乳房被吃掉。Ken khun讲述了一个厨师作了一个人的膀胱美餐与其上司分享的事例。这些案例表明柬普寨普遍变态吃人，业已丧失了一切人类道德和文化价值，尤其是毁弃了佛教慈悲的中心价值。
16．逼良为娼的政治体制：毁灭一切传统文化文明
红色高棉宣称其目的是创建一个平等的社会，正义，友爱，利他的核心价值，然而，所有的共产政权均掀起了一股自私，特权，不平等和反理性的恶潮。为了生存，人民被逼欺骗，撒谎，偷盗，变得冷漠无情铁石心肠。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人人皆成为骗子或小偷。因为这是生与死的问题。凡是不骗不偷的人，只有死亡。柬共在取得政权30个月后才公开于1977年9月27日正式公布。波尔布特本人于1976年3月“选举”时才首次公开亮相。Pol Pot 与Saloth Sar，一个共产党军官，1963年逃入丛林者是同一人。他始终保持神秘，既没有肖像，也没有官职，没有官方传记，始终没有文集或思想著作，其人性格无踪迹可考。只到1979年1月以后，许多柬普寨人才知道波尔布特就是Angker。
最高当权者们丧失了长期以来人类慈爱和尊严的准则。波尔布特自1963年消失于丛林后，即便在1975年4月17日以后，便未与其家人有过任何联系。他的两个兄弟与弟媳与其他人一样被强制迁徙，其中一个很快便死于非命。603
共产党政权用尽一切手段破坏家庭联系，视之为极权目标：使每个人完全依赖于柬普寨共产党。夫妻时常被隔离数周或更长时期。儿童和青春期少年，有时被分离半年见不到双亲。母亲们被鼓励越少见孩子越好。由于通讯邮局中止，经常亲人死亡数月后才知道真情。许多领导人与其配偶长期分居。
丈夫对妻子的权力，父母亲对孩子的权力被冲击破坏。丈夫由于欧打妻子可以被处死；孩子可以因挨打而抛弃父母。因任何污辱和伤害，将被强迫在村委面前公开作羞辱性坦白。
强制简化葬礼仪式。隆重葬礼，尊重死者的传统意义有重大价值，转世轮回，或成孤魂野鬼，拥有骨灰至关重要，这些传统价值皆被毁灭。由于丢失牛，人即被打死；或由于打了一只公牛，就被酷刑致死。
一切传统，文化，艺术，舞蹈，绘画，雕塑皆被废弃；这显然是对中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仿。此种拒绝尊重死者，传统，是否定人类生命价值的自然反应。
前部长Hu Nim坦陈：“我不是个人类，我是个动物野兽”。605柬共的教条中有：“你有个人主义倾向，你仍有同情心和友情，你必须抛弃引种情感，抹掉你心中的个人主义”；“你要相信Angker”！
17．愚昧至极的疯狂
柬共深受毛泽东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影响，旨在铲除任何在贫农家中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回国的柬普寨人必须抛弃几乎所有的行旅和图书。任何帝国主义的作品，法文，英文及高棉语（封建文化的遗产）均在彻底毁灭之列。不再允许任何外国图书。由于革命意味着从零开始，柬共居然下令烧毁一切身份及学历证明。“只有新生儿最纯洁”。教育缩减成：要么根本没有学校，或者仅有一些教5至9岁儿童识字，阅读，书写和唱革命歌曲的班级，而老师们大多都是自已也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实践的知识远比书本知识重要。“与毫无用处的书本知识比较，我们农村儿童也有非常有用的知识”。
在波尔布特时代，确实是由儿童负责。大多数战士特别年青（仅10来岁）。西哈努克的卫队多由少年组成，他们经常通过虐待猫来自我娱乐。儿童少年被强征入伍后，立即失去与家人及村庄的联系。住在与人群相对隔绝的兵营，使之害怕，政府予他们良好的待遇，他们知道自已有全权，比成年干部远无怜悯同情心，在清洗时，他们无需工作还可以杀人。15岁以下的战士更加可怕。“他们很小时即被征入伍，唯一所教的事是纪律。他们学习服从命令，而不会质疑其合理性。这些儿童士兵没有任何宗教或传统的信仰，唯有红色高棉的命令。这就是为何他们杀自已的人民甚至儿童象杀蚊虫一样的根源”。621
直到1978年，唯有“70”子弟可以允许入伍成为战士。“75”子弟则经常招聘8-9岁的儿童作间谍。L anrence Picq证明说：6名9-13岁几乎不能阅读书写的女孩，却成为儿童医院的医生。但是柬共给予每个女孩一个大医疗包，他们的工作即是注射。“我们的儿童医生，来自农民家庭，她们已作好为她们的阶级服务的准备。她们特别聪慧。如果你告诉她们：那红色的箱子里装的是维生素，她们能记住！示范她们如何打针，她们也能记住！”中共在毛泽东专权时则在农村大力推广“赤脚医生”。
T onle Bati 1975年厦在干部会议上发言：“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的技术，在我们的新制度下，我们无需送我们的孩子上学校，我们的学校就是农场。我们用梨来写作，我们无需考试或文凭，知道如何种田怎样挖沟，这些就是我们的文凭！”中共则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泽东自1966年始废除大学教育整整十年，被柬共发挥到极致。
“我们不再需要医生，如果有人要做盲肠割除手术，我就能做。那非常简单，无需到学校去学。我们不需要任何资本主义的专业，我们不需要医生和工程师，我们无需教授来教我们做什么，他们全部都已经腐败。我们需要人民在田地里劳动！我们有些同志仍戴眼镜，如果我挥拳击你的脸，而你退缩，那么说明你看得很清楚。人们戴眼镜是为了好看，这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是因为虚荣才戴它。我们不再需要这种人。那些自以为帅的人是懒汉，是吸取他人能量的吸血虫！”最后，男女干部排成一条直线，使劲高呼：“以血还血”！“复仇”！“柬普寨革命万岁”！
对性关系和婚姻的强行限制，加上过渡营养不良，时常也扼杀了人的性欲望。柬普寨的出生率从1970年的千分之三十下降至1978年的千分之十一。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此历了类似的对民众的荒唐禁欲，而对共产党高官的纵欲的制度性扭曲人性的举措。
共产党做任何事均是随心所欲的。波尔布特及其党人不可避免地将经济和军事灾难，归罪于叛徒或剥削阶级的破坏，从而为恐怖之炉添加了更多烧料。导致该政权从未摆脱战争状态，仇恨则总是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流，进而演化成血腥的病态澎涨。
波尔布特学毛泽东之“千万不要忘记阶极斗争”而教导其党人“你们应当永远不忘阶级斗争”。其它共产党政权及为红色高棉辩护的人们宣称：“波尔布特政权是某种极左现象，或浅薄伪装成共产主义的红色法西斯。”但如今可以确认无疑，红色高棉确实是共产主义家庭成员。柬普寨共产主义与中共之共产主义极密切，远远超过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联系。624
柬普寨合作社明显复制于中共之人民公社。强制性公共食堂，公管儿童计划，大型水利工程，所有有用的工具和设施的集体化，集中生产一种或两种农作物，完全不现实的生产指标，快速完成任何事项和任务，相信良好组织的人力的无限可能性等等皆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
毛泽东曾说：“有粮食和钢铁在手，任何事情都好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红色高棉则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大米，我们就有足够的任何东西”。似乎波尔布特不知道或不在乎中共的大跃进是如何收场的，“让我们采取大跃进的方式，来建设我们的祖国，一个宏伟的光荣的巨大的大跃进”！其回报同样是一场巨大的谋杀性的大饥荒。627
清空城市术可能受到了中国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启发。红色高棉似乎受到毛泽东思想或毛语录的影响远大于中共的实践经验的影响。
Margolin认为“中共从未有破坏教育体系”。然而，该作者显然对中共的实际了解非常有限，毛共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随后的反胡适，反胡风运动及1957年反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特别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