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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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城

20．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城。六四天安门屠城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人最大规模的公开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波及全国80个大中城市。是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本质彻底大暴露，亦是其灭亡前的最后疯狂，如果在此前尚有可能和平改良的话，此后中国民主运动只可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

事件起因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举行悼念活动，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动乱’的定性，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动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结果次日北京超过10万名大学生游行示威抗议该社论。5月19日中共宣布北京诫严，结果犹如火上浇油。随后大学生开始绝食抗议。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师生集体创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安立。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建四君子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绝食。但刘晓波被捕后，在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因而受到中共当局‘记大功’的奖励。[1] 但后来刘曾对自已的无耻行为忏悔：“我在90 年的忏罪就是不可自我原谅和自我赦免之罪。它是我生命中永远的耻辱，永恒的罪责，纵令我以全部生命去洗刷，也无法干净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下贱的行为，那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永远新鲜，稍一碰就会血光四溅。每每想及此，都自觉无地自容。这种卑鄙的背叛行为，已经是铭刻在生命中抹不去的耻辱。要说做人的失败，这才是致命的。它将永远跟著我，直到有一天刻在墓碑上（假如有墓碑的话）。我的如此卑劣的行为，这种耻辱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毁灭性的。严格地讲，自己为自己烙下这耻辱之后，就再无法过真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问心无愧的生活了”。[2]

1989年6月4日，中共动用30万正规军，真枪实弹数千辆坦克，装甲车强行洗场。邓小平下令开枪，法国研究专家称：“至少1000人被杀，10000人受伤，数千人随后在各省秘密被杀或以其他罪名枪杀；北京至少10000人被捕，全国至少有30000人被捕”。（南郭注：根据1989年10月12日总参谋部统计的资料显示，1989年6月1-10日中共枪杀的死亡总人数为31978人。任畹町先生亦说：总参谋部当年统计六四死亡3万多人[3]；另据苏联档案解密披露的数字为3000人死亡[4]）

国务院发言人袁枚公然称：“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中国人大研究生吴仁华证明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三辆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目前已经找到坦克轧人惨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民、龚纪芳；九位伤者是方政、王宽宝、权锡平、刘华等，另一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

在六四后十余日，中共暴政即以反革命破坏公共财产罪等名义悍然枪杀了数十名北京和上海市民及工人政治犯：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北京市的监狱中，仍然关押着孙宏、朱更生、郗浩良、杨璞、李玉君、姜亚群、苗德顺、武春启、石学之、常永杰、李志欣、常景强、王 连喜等六四抗暴者。法院竟荒唐地以" 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