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延安洗脑和种植毒品走私运动
14、延安洗脑和种植毒品走私运动
1941年5月毛告诉莫斯科八路军已有329889人。[1]延安医院经康生授权杀害三名反革命制作人体标本。[2]延安1942-1945年5月展开三年多的洗脑运动，通过抓特务，精神肉体酷刑，强制自我批评，相互揭发，使大批青年学生变成没有独立思想的机器人。煽动阶级仇恨，恨蒋，恨国民党，成为毛共夺权的工具。毛和康生指示金医生毒杀王明。[3]
延安时期中共财政来源于三大块：国民政府支付的大量资金；莫斯科的秘密资助，1940年2月，斯大林亲自批准每月给中共3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50万至500万美元）；地方税收，1937年，13859石；1938年，15972石；1939年，52250石；1940年，97354石；1941年，20万石。[4]
谢觉哉在1939年6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农民被驱向死亡”。1939，1940，1941年陕甘宁边区税收连续翻倍，当地农民恨死了毛。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毛即大种鸦片，数周内延安购入大量鸦片种子，1942年大规模的鸦片贸易展开。毛在小圈子内称之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叫做“特货”。1942年8月一名苏联联系人问毛“怎么能公开进行鸦片贸易”？在一旁的邓发答：“鸦片挽回大量金钱，用钱我们买武器揍国民党”！[5]中共大量种植鸦片地点在与国民党邓宝珊将军交界处，共三万公倾，毛在1945年七大上，两次提及邓宝珊，甚至将他与马克思相提并论。1943年2月9日，毛告诉周恩来延安已克服财政困难，节余二亿五千万法币，是1942年延安预算的六倍。1943年俄国人估计毛出售了44760公斤鸦片，值二点四亿法币（相当于六千万美元，等于今日六亿四千万美元）。[6]依历史学家Chen Yungfa研究至1942年，鸦片成为中共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中共称之为“外贸特殊产品”和“肥皂”“土产公司”。1943年近一百万箱片出口，赢利20亿元。次年鸦片收入增长10倍，赢利超过40%全部财政收入。[7]当时负责鸦片种植与贸易的是任弼时，邓发则是任的上司，他曾对苏联驻延安的代表说，“过去一车一车的粮食往外运仅换回一小袋银元，如今一小袋一小袋鸦片往外运，换回的却是一大车一大车银元”。鸦片毁坏了地方经济，造成通货膨胀；依谢觉哉统计，1944年延安地区盐价比1937年涨了2131倍，食用油2250倍，棉花6750倍，布11250倍，火柴25000倍。[8]
1945年1月15日毛承认，“长征期间我们拿人民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生存。另一件是我们生产特定的东西（即鸦片），但是若没有它，我们就无法渡过危机”。[9]
[1]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237
[2]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244
[3]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246
[4]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273
[5]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276
[6]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277
[7] 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443
[8]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279
[9]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