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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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武昌起义

15、武昌起义

南郭提要：本书作者是从一个以色列学者，由于视角不同，其立场观感皆与国人大不相同，许多论述是他自已的想象与推测，与真实的孙文有相当差距，比如他认为武昌起义与同盟会和孙文无关，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没有孙文与同盟会连续十次武装起义，没有广大同盟会员多年来的极力推崇共和革命，根本不可能有武昌起义。此外作者认为孙文的欧美之行是想为自已捞取当总统的资本，显然也严重贬低了孙文的真实意愿。袁定华教授之《千古圣哲孙中山》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论证。

由于清庭抽调部分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使武昌军防空虚，革命者有机可趁，黄兴计划10月底采取行动，但10月9日汉口革命总部一枚炸弹意外爆炸，警察随即突袭，逮捕了32人，搜出武器弹药和一份新军成员名单，为自保，新军机械化营和步兵团决定提前行动。[1]在军官指挥下，起义士兵首先攻占武昌武器库。次日起义者与清军数千人激战，以起义方胜利告终。总督Jui Cheug和军队司令Chang Piao一道逃至汉口。起义军控制了武昌，次日轻取汉口和汉阳。

武昌起义与4月份广州起义的区别在于全国已充分准备革命。四月至十月期间，清政府陷入保路运动和立宪危机，而且湖北革命者更成功地组织新军，亦得益于早些时侯部分军队被调至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骚乱，因而比先前的起义更成功；最后，还有纯属机遇事件，例如早期攻占军火库，地方长官和军队司令临阵逃跑。[2]起义与同盟会关系不大，与孙文的期望联合行动无关，因此孙文对之无法控制。在武昌没有杰出的革命领导人，兵变士兵不得不将其旅长黎元洪从隐藏处拖出来充任湖北军政府首脑。[3] 10月11日黎元洪宣布湖北成立中华共和国。数日后，当控制省议会的士绅明显支持新政府时，他才积极合作。随后武昌革命模式漫延他省，士绅和帝国军队及行政官员纷纷加入革命立宪派，背离满清。仅在广东和其他数省，同盟会成员夺取政权。黄兴和宋教仁于10月底抵达武昌，并未改变局势，士绅选任数周前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宣布政府宣言的黎元洪保留全权领导权，黄兴作为黎元洪的副手任革命军总司令。[4]

新军起义者仅2000多人，因湖北都督和清军指挥官逃跑，10月12日汉阳，汉口皆落入革命者手中。随后两个月，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0月22日长沙；10月31日云南；11月3日上海；11月5日淅江；11月9日福建和广东；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

同盟会受到士绅和军人的侵蚀不仅是因其缺乏组织，革命领导人与梁启超一样担心 内战会引起外国干涉。在汉口即有16艘外国军舰，在起义爆发数日内，它们在内水和沿海巡游。前湖北省议会主席唐华龙任革命政府民事律政首脑，他说服外国领事保持中立，并通电全国。因此当逃出的清政府官员请求外国战舰炮击革命军时，被俄国，法国和其他外国领事拒绝。外国人对义和拳乱的恶梦记忆犹新，当革命者确保不骚扰外国人的政策时，外国人才松了口气。一周后，汉口的领事们奖励革命方的温和宣布中立。革命军沿上海至南京铁路步行前进，而不占取铁路，令英国领事吃惊；而中国海关的英国总管，对革命军未干预海关税收（尽管革命军缺钱）感到满意，因为关税是用作清政府贷款担保和赔款的来源，他对革命军的理性深感吃惊。毫不奇怪，这代中国领导人，害怕列强干涉，许多人相信，没有外国人的批准和信贷，在中国几乎无法做成任何事情，孙文更坚信之。[5]

孙文在丹佛科罗拉多一家饭店午餐时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他未直接回国，而是绕道华盛顿，赴伦敦，访法国，因为他认为对革命的命运或许他本人的地位，外国的态度是决定性的。[6]虽然孙文仍是最著名的革命家，他作为领导人的角色如今已变得几乎多余。他从报上得悉自已被推举为未来共和国总统。然而，他意识到唯有在海外取得杰出的成就，他经常被称赞有特殊技能的领域--筹资，才能使他有资本竞争总统大位。除了中止满清贷款，他希望能借到贷款，这样返回中国时，有外国支持他的印记。孙文先在华盛顿停留了数日，图务卿诺克斯（Knox ）谢绝了孙文请求秘会的要求，[7]但这并未阻止孙文在伦敦提出充满想象的不现实的要求。10月底孙文在伦敦会见了雷亚（Homer Lea），在雷亚的帮助下，获得达逊（Trevor Dawson）子爵的支持。达逊在孙文即将就任中华共和国总统的期待下，期望获得武器弹药的定单。他于11月14日会见了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子爵，呈交了一份孙文的声明和由孙文及达逊签署的备忘录。孙文的党期望与英国和美国结盟。孙宣称通过参议员路特（Root）和诺克斯与美国有密切联系，并愿意格雷与华盛顿核实。他说如果英国政府同意，他可以从美国获得100万美元贷款。他需要英国的友谊和支持，并承诺在她的政府顾问下行事；凡是英国提名者，孙文将任命为政治顾问；他承诺予英国和美国优惠待遇，如果他的党撑权，且他任总统，而他相信这是肯定的；他将把海军置于英国军官指挥下，并受制于军官自已的命令；对有关中日之间的任何协议，将接受英国的建议；他宣称自已在中国的支持者，包括3-4万受过最好教育的学生及3500万秘密会党成员。[8]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既不相信孙文的吹嘘，也未受他的要约引诱，因为英国外交部已给孙文标签为一个“沙发政治家和咵咵其谈者”  （armchair politician and windbag）。[9]此外，英国对与清庭关系的进展感到满意，他们没有理由相信，控制了国家大部分及其条约港口的革命者，将会对外国人乱来。外交大臣告诉达逊，并允许他转告孙文，英国将保持中立。格雷还说，有一个好人袁世凯处于革命者对立面，我们都很敬重袁世凯，不仅英国和大多数外国人，而且相当部分反满阵营的人，尤其是近期士绅的支持者，甚至同盟会的关健领导人亦表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退位，并选择共和，可能予他总统位置。[10]

袁世凯确实有给人印象深刻的业绩。英国人对他特别感激，因为他有效地镇压了义和团。虽然他在北京政治危险境地，老道的政治手段，使他树敌，他是能干的行政管理者和杰出的现代化者，甚至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亦取得了某些成功；他组建的北洋军，是中国训练最好，最现代化的军队，仍对其有相当份量的个人控制力。当革命爆发后，1909年解除他职务的满清只得收回傲慢，请袁世凯重新出山。

孙文先赴欧洲进行外交活动，首先说服英国政府停止与清政府所有贷款，但银团中止借款给北京，并非孙文的功劳。事实上11月8日银团已决定直到负责任的政府撑管以前，暂停止支付近期定立的贷款合同。解除对他的禁止令，防止日本帮助清庭，四国银团主席承诺，一旦革命政府获得列强承认，即可协商贷款。然后，11月21-24日孙文到法国巴黎与银行家和政要进行了会谈，受到克莱门考斯（ Georges Clemencau）的热情款待但未获得任何结果。于是孙文电报上海的革命军领导人，他可以接受黎元洪和袁世凯均作为总统侯选人。11月24日在雷亚和一些中国同志陪同下，孙文在马赛登轮启航，途中收到达逊一封电报，通知他英国将不反对他在香港和其他殖民地短暂停留，这是英国人为孙文所做的一切。[11]12月21日孙文一行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凯和其他广东追随者敦促孙坚持取得完全的胜利。他们要孙文考虑以广东为同盟会基地，准备与袁一决胜负，而非前往上海；孙拒绝。孙不想危及简易革命，这是他一直期待的，颇感满意，也是中国唯一能承受的。孙警告说，若恢复战斗，可能引起外国人干涉，正如他们对付太平天国一样。与朋友们怀疑袁世凯一样，孙文争辩道他们可以利用袁除掉满清。他承认，袁的军力最终会导致问题，但他不太担心，因为他拥有民心。南北双方和谈已经进行数日。结果强硬派被说服，在任何情况下，将很少人支持继续打下去。与反满的非党人民一道，多数同盟会领导人主张继续协商。甚至汪精卫，自满清监狱中获释后，亦积极予袁世凯以支持。再者，中国人的意见，被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强化。伦敦时报记者GE警告说如果他们是由孙文或除了袁世凯以外的其他人领导，共和党人期望外国列强早期承认将毫无希望，袁世凯是唯一能获得列强信任的人。”[12]12月25日孙文抵上海，谣传他带来一大笔钱。但是孙文宣布他未带分文，仅带来一颗革命精神。他作为资深的和满清最著名的敌人，则是无可争议的。孙文因创建共和政体的荣耀受到英雄般的欢呼。自9月中旬以来，在等待袁世凯期间，各省在南京的代表，对临时政府首脑悬而未决。一部分人支持黄兴，另一部分人支持黎元洪，孙文的到来解决了争议，12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选举黄兴任元帅，黎元洪任副元帅，但两人均拒绝就任，等待孙文回国。[13]12月29日，各省代表几乎全体一致（16票）选举孙文担任临时政府总统。当孙文于12月29日当选总统时，袁世凯非常愤怒并中断和谈。孙文立即通知袁世凯，“如果他宣布忠于共和，可以让位于他”。[14]孙文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