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
－

25、中华革命党

25、中华革命党

在日本休整沉思后，孙文发现自已成为多重的受害者。先是本党，然后是袁世凯，最后是西方民主国家，皆对他和在国内他们称赞的三民主义关门。要是缺乏适应能力和自信者，本应一切皆完了；正如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那样，他的政治生涯，充满挫折失望，最终陷于绝境。然而孙文却以另一方式对待失败，他决心证明他一生的事业尚未完结也未白废，未能成功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权力。次年在一封给一位美国同情者的信中，孙文披露了他正在忙于准备另一次行动。“这次我将亲自处理全部事务。。。第一次革命在我能够回国之前已爆发，二次革命我没有参与，因为我想有许多相当能干的人能成功完成任务，但是太多的厨师毁坏了炉子”！在内部通讯中，孙文对他的同志们不那么客气，直言不讳地指控他们在两次革命中阻碍了他，如今，他要求绝对忠诚和服从；于是孙文在日本创建了一个新的秘密和精心挑选的组织（即中华革命党），计划推翻袁世凯，并指导国家的命运直到实现民主宪政。[1]

成立于1914年7月的中华革命党与传统的秘密会党和列宁主义的党相似，孙文当选总理。该党吸引了先前革命者的一个分支和少数激进分子。黄兴拒绝加盟，因为孙文坚持每位成员发誓忠诚于他个人而不仅是党的纲领。此外，成员需按手印也令他反感。回答那些党的独裁与民主的目标不符的批评，孙文援引一位欧洲权威罗伯特米歇尔的说法“即便最热衷于大众统治的政党，也不得不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2]。显然，无论什么党，都必须服从党魁的独裁，在必须服从军事命令的革命党的情况下是多么地真实。接受此种绝对政治领导权观念者之一是27岁的蒋介石，蒋1908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二次革命，当时尚不是孙文核心层人物。

中华革命党的计划包括民权，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孙文对最后一项作出重大变更，在夺权到完全建立代议制政府之间的九年过渡期间，他插入一个国民党的三至六年的统治期间，如今称做训政。[3]该计划取消了民族主义，是为避免外国干涉革命，但中国人真正想要独立并非秘密。一位英国外交官1912年5月给伦敦的汇报中指出：“中国是中国人的观念很有市场，从日本，英国，美国归国的学生们均强烈渴望收回租界，取消域外管辖权。他们抱怨在上海和其他条约港口，受到外国人的不平等待遇，并希望他们自已控制金融，铁路和其他产业。”一位高级外交官在该报告上批注：“我不喜欢中国是中国人的观念”。[4]

取代解除帝国主义的压力，结果却使此种压力更重了。袁世凯试图通过让外国人之间相互对立而缓解之。当然他所能做的相当有限，不只是他自已缺乏远见，因为他鄙视公众政治行动，他无法完全利用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孙文却由于他的近似疯狂的筹资而直接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1914年在原始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影响了海外同情者，资助亦随之减缓。虽然南方华侨并不喜欢袁世凯，但孙文的同志（在二次革命中更有名的）亦向他们求助。在推翻腐败的清王朝时孙文寄希望于夺取一省政权，然后引起连锁反应，面对袁世凯的强大武装的敌人，需要更多的金钱购买武器，或贿赂军队，这是孙文更注重的方式。由于英国全面支持袁世凯，孙文转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寻求资助，他从未考虑到西方国家是重建中国的自然合伙人。因此，在此事业最低点，孙文并未改变他运作革命的模式。因共和是孙文奋斗一生的事业，一心一意渴望报仇背叛了共和的袁世凯，使他变得更加轻率。[5]

1914年5月日孙文致函日本首相奥库马（Okuma）承诺日本一种实质断中国商业的比英国对印度取得的更大的利益，换取其帮助建立共和军。[6]孙文的慷慨要约，比较美国帮助巴拿马获得独立，日本的项目获取的利益要更大，但仍未能打动日本政府。它仍在等待其外交部长一度所称之“心理时刻”，以实现其在中国的目标。但是此信在中国报刊上被披露，使孙文的信誉受损。[7]

8月，孙文开始与一个美国加州人吉姆斯（Dietrick）交易，他早些时曾对孙文的铁路计划感兴趣。孙文的诱饵是在全国百货商店的特许经营权或负责各种工业计划。他的唯一条件是他的未来政府拥有这些企业的一半股份。孙文与吉姆斯的通信持续了近两年，与他曾与雷亚的合伙人布斯的交往一样，他开始时要求吉姆斯资助数百万，后降至几十万，当他最终一无所获时，要求返还全权代理授权函。与此同时，孙文在日本的前景日益明朗，1914年8月以后，东京等待的“心理时刻”已接近。[8]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转移了对中国的国际关注。援引英日同盟，日本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而英国需要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帮助，故无法阻止她的同盟利用此机会进军中国。11月，日军攻占防务空虚的山东。虽然英国和德国亦侵犯了中国的中立，日本却更进一步，占取了半个山东省。11日，日本宣布由于他们不得不与德国战斗并驱逐之，他们没有义务返还租界地给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交21条要求，这是它拖延已久的在中国主张帝国主义地位的要价。[9]

一周后，该新闻在报上披露，引起前所未有的骚乱，且公共意见如此广泛传播亦史无前例。报纸读者群已达400万人，群众游行集会号召坚决反对。三月下旬开始反日罢货，首次显示这种武器的真正潜能，游行集会在实务中则是中国武器库中唯一的武器。象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反日煽动仅影响了一小部分人口，正在成长的劳工运动亦介入。

袁世凯并非领导大众民族主义运动者，但公众的愤怒加强了他谈判的筹码。日本在独特的国际环境下，有更多可用于对付中国的武器和利益等有利因素。三月初日本开始派三万军队登陆中国，增援其既存的兵营，这是条约的安排允许的措施。然而，中国利用外交途径对抗，通知各国外交官，中国使英国反对二十一条第五组条款，因其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权利，数月来袁世凯的职业外交官在条约细节上纠缠拖延。直至受挫的日本人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谍：要么中国在两天内同意，要么日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此时，日本人划掉了第五组条款。5月9日，中国接受了其他大多数条款。但是日本的最后通谍和袁世凯接受21条，使中国公众的愤怒达到高潮。5月7日和9日亦成为国耻日。

日本最终获得的让步和投资机会，或许本应可悄悄地获取，因为西方资本陷于欧洲在中国更少竞争力。然而日本人却使用老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最强悍蛮横的方式，激发了一种新的激烈和不妥协的中国民族主义，随后三十年日本饱偿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兹味。

大多数中国爱国者（包括孙文先前的同志）支持袁世凯或抑制反袁行动而抵制日本，孙文却站在另一边，他不顾黄兴的警告“不要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继续向日本提出出让最大利益的要约。[10]虽然孙文辩称袁世凯事实上想要该21条，以便赢得日本支持他当皇帝，私下孙文向日本提供相似的独家特权。1915年3月14日正当日本对北京施压的同时，孙文将他的建议呈交东京外交部，[11]以换取日本帮助除掉中国邪恶的政府。孙文邀请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训练，这是一种更新的泛亚观念，因为孙文建议日本放弃其他同盟，协助中国摆脱治外法权和其他不平等的义务。[12]

然而，为了东京的目标，仍然没有必要武装孙文，但是武装孙文的威胁，加强了它对北京的影响。虽然孙文提供要约的细节未公开，但是他已无意中成为日本扩张主义者的马前卒却不是秘密。孙文在日本，其他人则返回国捍卫祖国挫败先前的赞助国。一位资深革命者HH孔，认为孙文是受精神压力损害的不明智的爱国者。四月在一封致袁世凯的澳大利亚顾问的函中，孔先生说“尽管孙文出于好意，但因为他的错误观念，日本人能操控他”。有些人认为“他的危险处境和焦虑已影响他的神经系统”。[13]孙文如今是个孤独和失去信誉的人物。8月袁世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正如孙文曾警告的那样，袁世凯开始发起称帝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