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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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著书立说 异想天开

33.著书立说 异想天开

此期的成果是《孙文学说》（亦称《心理重建》）英译本《中国革命回忆录》于1919年5月完成。孙的目的是教导他的同志们如何纠正导致革命失败和增加人民痛苦的错误思想。如果他们不是认为他的观念太高尚和无法实现，他本应可以非常容易将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付诸实践。为什么他们不跟随他呢？在承认作为领导者的责任的同时，失败的根源在于他的同志，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孙文宣称这是另一理论突破。

孙文归因于他们同志们缺乏信心，他认为古训所言之知易行难是错的，恰好相反应当是知难行易。孙文试图说服他的同志们相信，他已为他们发现难知的部分，如果他们信仰他的学说，那将非常容易实现。他说心是任何事物的开端，当我们的心相信我们的任何计划的可行性后，即可移山填海，可以很容易实现理想。[1]孙文认为，人民分为三大类，领导人，发明者，传播者或信徒，及实践者。后者不怀疑不犹豫地执行头两类人的指令。

孙文试图赋予在一个先知先觉的领导人领导下的一党训政的哲学依据。他对群众的态度，采纳了传统儒学之精英主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任人经适当训练，均可达到圣人境界。

这篇说教性的文章是为一个已停止作为一个团结实体的党的指导之用的。孙文并不急于恢复之。对日常组织事务太过缺乏耐心，孙文亦对他的同志们对他的不敬愤愤不平。他宁可等待海内外重新撑权的良机，而战争结束似乎提供了此种机会。1918年夏天，刚离开广东，他以南方中国议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发电报给列宁，表达对俄国革命开展的“无情斗争深感羡慕。”[2]希望两国革命能够“联手共同奋斗”。他说“在俄国存在了8个月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给予东方人民希望，他们可以建立相似的新社会秩序。”8月苏联外交委员Chicherin回复“中国革命领导人”，并同意“俄国和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拥有共同利益”。然而并非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吸引孙文。在此方面，他觉得完全自足，他心中想的是军事援助。不过，他视此仅是他的外国选择之一，且远非最有希望的。[3]

11月下旬，趁着一个更可接受的新组建的内阁，及利用日本担心战后英美“傲慢”，孙文再次号召东亚团结。1913年孙因提供满洲交换日本资助反袁而声誉受损，这次，按照一位日本企业家的说法，他拟放弃蒙古换取日本资助反袁的继承者。他们已向日本提交自已的交易。12月，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呈交的孙文的要约被否决，同时，战争结束，及由威尔逊总统激发的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和平合作新时代的希望，促使孙文草拟了一份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公开声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及仍欢呼反西方的泛亚主义梦的同时，他却向西方资本主义提出了最大的赌注。[4]

1918年11月，停战后，孙文即开始写他的《中国的国际发展》，此书扩展到他早期的铁路计划，他拟定改善交通的计划，包括铁路10万英里，公路100万英里，运河，电话，电报系统，河流管理机构；建造三个港口，均达到纽约港的货运吞吐能力；发展城市，水利，钢铁，水泥厂，矿山开采，农业，贯溉，重新造林，殖民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他设想一家中国轿车工业生产足够的轿车，“便宜到任何人想拥有皆可拥有之。”燃料他预言不成问题，因为“中国已知含有非常丰富的油田”。[5]

这是一份为迅速工业革命和超越西方和日本的扼要概述计划。外国人将提供管理和训练，中国提供劳工大众。例如，道路建造他将100万英里的项目分解成四百万段，每一英里由400名劳工负责；因为由400人建造一英里道路，不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但是资金如何解决？

除非善意和合作取代无情的竞争和争夺领土，孙文宣称世界将面临另一场战争。确信常识将占上风，威尔逊的主张，鼓励了他相信，他看到没有理由为何主要强国不能联合投资中国，此种投资仅仅是他们扩张战争所花费的一小部分而已。按他估算只需战费的一半，每天6000万美元，或一年近220亿美元，便足以完成他的计划。它将为外国资本提供利润，为劳工提供工资，扩大生产，国有工业获益。一言以蔽之，这是我的观念用资本主义在中国创造社会主义。[6]

孙文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观念，自本世纪初以来实质未变。他仍然视中国的落后为某种优势。“不象西方，中国并未受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麻烦。然而，中国必须用所有的手段，发展她的工业，我们是否应当遵循西方文明的旧道路？该旧道路相似于哥伦布首航北美的海上航道，但是如今通往美国的航道是从不同的方向且缩短航程好几倍。西方文明的通道，是一条未为人知的道路，那些犹如哥伦布首航美洲一样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中国作为后来者可以沿着西方先驱者业已开拓的航向，而受益非浅。”孙文相信工业世界的真正利益，在于相互援助而不在于相互斗争。物质文明的目的，不是私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他觉得中国应当成为战后道德的测试场所。[7]

朋友们帮助孙文写他的书，1919年初，人开始向各种外国机构和政府散发概要（部分亦发表于上海一家英文杂志，首版于1920年出版，第二版于1921年在英国和美国由GP P公司出版）虽然他的所有方案，原则上没有错，一揽子计划的观念，皆基于令以难以置信的想象。回应者包括美国驻京大使和美国商务部长，作出礼节性回复。他们对他的想法表示同情，但指出仅仅是制定详细计划就得花上好几年。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也几乎不可能筹集仅是某些计划所需的数十亿美元资金，何况当时受到重创的欧洲正在致力于恢复战争创伤。他们得醒孙文，中国的岁入业已对每年应承担的利息偿债不堪重负。而有关具体方案且更谨慎的项目“有足够回报率者更吸引私人资本”。美国部长保罗表现得最感兴趣，给予孙文最佳建议：调整每个计划，集中于涉及80%的中国人农业发展。但是孙文并不居于发展任何事情的位置。没有政治的立足点，仅是他年青的妻子和一群追随者的鼓励，他砍掉一些数据作为他向西方政治家狂轰滥炸，用他的盘大计划发展中国，并阻止另一场无意义的战争。

很可能孙文想他的计划将吸引列强重视其作者。但是除了其行不通之外，孙文的说大话的名声亦妨碍了他。1918年11月当孙文直接呼吁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南方议会，反对北京军阀时，威尔逊虽然对孙文的理想表示同情，却拒绝回复。他的国务卿告诉威尔逊“关于孙文有些非常丑恶的故事，事关他接受贿赂和他随时准备向最高出价者服务。”（他向威尔逊出示孙文向日本的最后一次请求和孙文警告反对英美统治的声明）孙文对有关社会主义的宣言，亦引起怀疑。[8]

此外，象孙文的许多观念一样，孙文的现代化计划有某种预言性质。发展的国际援助并不总是保持某种靠不住的概念。60年后，用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创造社会主义的说法似乎不再可笑。他设想的每个中国家庭拥有轿车梦仍然远，但是他对石油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当然问题是孙文经党试图使任何事情似乎如此容易，好象他完全超然于现实，而没有实现他的计划所要求的时间和条件的观念。他期望可以无需外国专家帮助，中国在十年后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并开始偿还贷款。

他对他的同胞的想法和心情完全脱离现实。仇恨日本和自1915年建立起来的强权政治。然后，1919年春天，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西方的背叛，催生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心理转折点。如今它已变成一股巨大的充满能量的力量，刺激了大众行为，强化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动荡。在他的事业最后一个阶段，孙文试图采纳旧策略和口号，应付这种新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