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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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被迫联俄注下大错

36、被迫联俄注下大错

在赴香港之夜在一艘英国军舰上，孙文再次显示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忍，勾勒出外国政策的事略。他说，中国的即刻利益，应当与苏联和德国紧密配合作。从地理邻接和亲密关系术语看，俄国独具重要性。他说列宁的政府，被不公开地指控为过份激进，而实际上他的新经济政策，业已从共产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而德国虽然战败，却拥有人材和学识，能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德国没有侵略中国的计划。中德关系将对双方互利；不过，他仍断言，新中国应当特别植入法国，英国，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政策不应忽视这些海上强国。但是中国不能盲目追随其他国家，中国应当照顾她自已的利益，并特别关注大陆强国，俄国和德国。这正是他在广州的一年前期间所做的。[1]

被列强象一个被遗弃的人那样地待，孙文开始寻找与被国际遗弃者建立联系。德国与苏联均不满于战后解决方案，并被孤立。如今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形成于1922年4月在R。两者均不属在中国建立的帝国主义。虽然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仍未结论。俄国自1919年7月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德国由于1921年5月在北京签定之和平条约，已成为按照平等和互惠原则对待中国的第一个欧洲强国。不再有域外法权或其他特权，除了国际法明确规定者外。[2]

刚开始孙文对德国更感兴趣。他们曾在1917年帮助过他，而孙文在1918年试图获取德国更多的帮助。当时，在战争仍在进行期间，他首先想与德国和俄国建立三边关系。当他回到广东后，曾与1921年9月抵达广州的德国领事协商，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苏联的正式官方接触更难得多。除了勾通的实际困难之外，孙文对德国的军事工业及其对中国经济援助的总体能力印象更深。而苏联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更不发达的国家，仍不得不从内战和外国干涉中恢复，仍处于克服经济崩溃的边缘。

在广州孙文劝说领事外交承认和予经济援助。他在德国有位秘密代理人，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德国留学生Chu Ho-chung， 朱现时的任务是向德国外交部和企业界，呈递经济合作计划，建立三边关系的讨论，预定与一位前外交部长Paul Von Hintze会谈，他赞同孙文密谋的品位；在战争期间，他先任驻墨西哥，然后任驻华大使，曾促使墨西哥与日本结盟反美。正是他在1917年离开中国之前，签署命令资助孙文。[3]1922年1月朱报告有相同想法的H已有他自已有关中、德、苏联三边关系的想法。取决于德国总理的批准，他已准备赴广州负责一个协助计划，将提供德国顾问和物资。

该计划未产生结果。德国外交部对孤立插手中国事务犹豫不决，亦怀疑孙文在广东的地位，而当陈炯明将孙文赶出广东时得以证实。柏林象其他外国资本家一样，将再次闻孙文。同时，三边关系的建议已不再保密。9月一家香港报纸披露了孙文的广东政府与德国和俄国交往的通信，与布尔什维克联系引起敏感反应。孙文回应伦敦说是与该两国建立正常的互惠关系。否认意识形态上亲共，孙文特意提及他的《中国的国际发展》及仍然坚持向西方资本提出要约。但是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污名，给予英国和美国另一理由乐见他的最后失败。而德国否认与孙文有任何官方联系，孙文的其他合作对象远没有那么多限制。

仍处于国际弃儿外境的苏联，并不过份挑剔选择同盟。而且莫斯科不受传统的外交方法的约束。它亦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神经中枢。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本能地和有组织地直接介入中国政治。其他列强视五四运动为一种威胁；对俄国它是一种机会。而列宁的策略，是一种实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相混合的不固定的混合体，使得苏联能够利用它。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列强和日本对立即恢复中国主权仍犹豫不决，但是卡拉汉则重申其1919年7月宣布的废除与中国定立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附带了一些限制条件，使得俄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捍卫者。

相信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亚洲的民族主义整体，正是列宁寻找的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自1900年以来，列宁一直对被压迫国家的反帝运动予以同情。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中，他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垄断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附产品。

列宁注意到，帝国主义榨取的巨额利益，在工业化国家使得资本家能够腐蚀工人阶级的特定部分，并使之与无产阶级大众分离。1920年他进一步强调劳工领袖和其他劳工贵族，有被帝国主义的超级利润贿赂的危险。质言之，帝国主义，通过激发落后国家的反抗，而自掘坟墓的同时，在发达国家和谐阶级斗争，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至1920年列宁决定亚洲民族主义运动不仅有帮助，而且对于加速推翻资本主义有必要。[4]

仅仅幅员广大便使亚洲大众成为可怕的同盟。正如一位共产国际发言人所指出“共产国际确信，在他的旗帜下，将不仅欧洲无产阶级，而且我们巨大的大众贮备，我们的粮食大军，居于亚洲的数亿农民，我们的近东和远东，将迅速壮大”。[5]列宁对此问题的最后指示于1923年发表，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即时危险在西方已渐渐消失时，亦强调了此种数量优势“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俄国印度和中国的事业，占全球压倒多数的人口，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世界斗争的最后结果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将是完全的和绝对保证的。”1923年因脑疾已使列宁丧失能力，此前数年，俄国和共产国际代理人，一直试图在中国运用列宁的策略。

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上，采纳了列宁的与被压迫国家的国民革命运动临时联盟的策略。根据列宁的说法，这些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此，他们与本地的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战斗，因而值得支持。但是由于他们的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此种支持只能是暂时的。本土资本主义的胜利，在服务独立国家的国民得利以及西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同时，将为亚洲社会主义革命开拓道路。因此，列宁给亚洲的共产党附加了双重角色；帮助资产阶级与共同敌人作战，并准备与资产阶级本身作战。在追求首要目标的同时，不应忽视他们的第二个特殊任务。列宁命令亚洲共产党煽动工人和农民，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在苏联帮助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受社会主义革命干预，与资产阶级的同盟将仅维持所需的尽可能长的时间。

苏联人将孙文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1920年外交委员Chicherin曾于1918年回复孙文者，发给孙文另一封友好函，列宁邀请孙文访问苏联。但是孙文未接受，此时双方互相感兴趣，但没有一方想建立联盟。共产国际不能确定国民党的潜能。而孙文则更倾向于与富裕的和更易接近的联盟。他还担心与布尔什维克联系会引起英国的干涉。1920年秋，孙文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位代理人维斯基（Gregory Voitinsky）有过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谈，其人在8月份帮助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当孙文担任广东政府首脑后，俄国对他更加关注，因西方国家反复侮辱孙文，他亦处于更能接受的心态。

1921年12月初，孙文对苏俄革命的评价混和着怀疑和同情。他说“俄国废除了资本主义，但是人民蒙受了极大损失，其未来不稳定。他引证这些困难，旨在表明在确立资本主义之前，先行社会革命的好处。12月底，另一个共产国际特使JFM Sneevliet前往广州会见孙文，为建立亲密的关系扫清了道路。[6]

Sneevliet是个菏兰共产党人，先前曾在印尼引进统一战线策略，在那儿可能已从华侨处听到有关孙文的传说。在中国他使用“马林”化名，他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确立的双叉方法。1921年7月他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寻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机会。这使他首先找吴佩孚，吴是一位有着坚定民族主义者名声的北方军阀。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曾支持学生运动，曾击溃亲日的安福系，此时正与日本的最后扶持对象张作霖发生分歧。马林与吴谈判的结果，使得共产党组织北京汉口铁路工人在吴与张作霖战争期间护路。

马林到广西桂林的北伐总部访问孙文，在12月底停留了数日。在他们的长淡中，孙文更多地了解了苏联的政策，包括新经济政策，反映了列宁与孙文的意识形态有相当大的差别。当马林想知道是什么激励孙文革命时，他接到的是令他困惑不解的答复。孙文仅仅是扩展源自古代中国圣人传承下来的未中断的传统。对孙文的政治思想及军事前景并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马林认为国民党可以适合共产国际的计划。马林首先提及双方合作的主题，根据马林的报告，孙文沿未准备冒险。他希望进军长江流域，那些吴佩孚的地盘，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要是他与苏联同盟，孙文担心英国将支持吴佩孚。因此，孙文建议与苏联建立道义关系。会见马林后不久，孙文称赞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的社会成就，亦对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7]

1922年1月在一次演说中，孙文宣称法国和美国代表旧共和模式，俄国民产生一种新样本，而中国将根据三民主义建立最新的模式。民族主义意味着全世界各种族平等；民权即在一个国家内政治平等；民生是指经济平等。最后一项主义，已经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实践过，并在最近的俄国实践。[8]当月在对士兵的演讲中，孙文明确指出，尽管羡慕苏联的目标，他更倾向于他自已的方法，土地价值和关健工业国有化。他仍然支持从外国借资本发展中国。但是他以苏联为例，表明社会动乱的不可避免性及多目的革命的可行性。俄国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只是比他的三合一模式少一项。“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世界”，而新世界将是“孔子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今，只有新设立的俄国政府似乎与此相似。虽然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发生，它已取得更多成就，因为俄国已关注公共福利”。尽管如此，他觉得中国将最终取得更佳的成绩，因为俄国在北极圈，而中国处于温带，俄国已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9]

孙文亦注意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恐慌性的反应。害怕他们自已的国家会受社会革命观念的影响，他们对俄国发起了四年战争，但未能成功；因为俄国意识形态优越。这个例子被适用于他的“士兵的精神教育”演讲主题。[10]

早些时侯，孙文曾怀疑外国资本主义不喜欢中国现代化的观念。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他的社会主义是由孔子，孟子，洪秀全，亨利乔治和林肯的激励，但与马克思无关。孙文有理由觉得与列宁情投意合。两人皆主张社会主义，皆引起西方的敌意。[11]

实际上，西方拒绝孙文主要是因为他威胁到西方希望的中国的稳定。单一税社会主义被认为仅是他的另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然而，英国和美国持续拒绝孙文，将他推向苏联，并导致他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立场更强硬。在1922年1月对士兵的同一演讲中，他对整个帝国主义条约体制作了最强烈的抨击。他宣称，域外法权，外国奴役，外国控制中国海关已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的一下目标是恢复完全的主权。否则中国将沦为象缅甸一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