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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

上传: 郭国汀 | 发布: 2011-4-4 00:17 | 作者: 郭国汀译著 | 来源: 天易出版社 | 查看: 0

37 联俄容共 后患无穷

37 联俄容共 后患无穷

19224-6月孙文与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年青的Serge Dalin有数次会谈,达林来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在达林描述统一战线的益处时,孙文充满渴望地与苏联在广东的领事们谈论,让苏联帮助建设铁路,包括一条连接广州与莫斯科的路线;然而他仅仅承诺待攻占预期的汉口后承认苏联。他再次辩称,过早行动会引起英国干涉。广东易受来自香港的进攻。质言之,此时与俄国联系的风险比需要更加重要。

孙文明显觉得他可以凭自已的力量赢得北伐的胜利。这将使他成为竞争最优先者,迫使西方列强与他合作,而如果不是由于他打上了布尔什维克标签,本来也是西方愿意做的事。如果他们仍然拒绝他,他随时可以转向俄国。然而,在与达林最后一次会谈后数日,陈炯明的叛乱粉碎了他的北伐希望。与苏联结盟的冒险日益推进,在逃亡途中,孙文披露了他与苏联和德国结盟的优先决定。[1]

张绒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写道:“孙中山让位一袁世凯后,试图建立自已的军队,以推翻北京政府。这个目标引导孙中山最终与苏联合作。俄国分享他的目的,推翻北京政府,因后者拒绝同意俄国占领外蒙。俄国在中国各地寻找合作者,发现唯一愿意与俄国合作者便是孙中山。孙要求苏联帮助他建立一支军队征服中国。19229月孙中山告诉一个俄国特使:他想建立一支军队,武器装备由俄国提供。作为回报,俄国占领外蒙,孙中山提议俄国并富于矿藏的新疆。阿道夫越飞192211月向苏联报告称:孙中山要求我们用一个师占领新疆,并入东土耳其,该省仅有4000人的军队,孙告诉苏联人,不可能有任何抵抗。孙中山还建议,俄军可从新疆直驱中国四川成都。越飞告诉列宁:孙中山是我们的人,其要价是200万墨西哥元,相当于200万金芦布,这200万是否太值得了”?[2]

1922814日在回上海途中,孙文已准备与任何人交易。尽管他最近的挫折和暗淡的前景,孙文的个人知名度却与日剧增。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转而支持他。他是个全国性的人物,他自已明显几乎没有机会赢得权力,却拥有足够的公共影响力,令所有当权者不敢不重视他。各派系军阀都愿意利用他,中国共产党亦然。

19225-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会上正式宣布作为共产国际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纪律。依照莫斯科的策略,大会号召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均仅有建立一个松散合作关系,而无将共产党置于资产阶级之下的任何计划。共产党对孙文和国民党几乎不存在敬意,有些人甚至怀疑是否值得与国民党合作。不过,统一战线拥有一个更广泛的运作空间,并可得益于国民党的声望和更大的威望。(19217月中共党员仅57人,1922年二大时仍不足300人。国民党虽然没有孙文宣称的那么多,拥有数万党员和在全国学生及广东工会组织中更多的同情者)。共产国际决定国民党是唯一拥有某些“民主革命精神”的党。其组织的脆弱性适合共产国际的策略,据此策略在统一战线内操控资产阶级,而当时间成熟时再抛弃他们。孙文的知名度是国民党的巨大资产,被期望成为一个易受影响的同盟。1912年列宁曾形容孙文是“不可救药的处女般天真”。孙文的无边自信,的确予共产国际谈判者提供了方便,不过,孙文并不象一个政治处女般行事。[3]

他并不担忧被弱小的共产党吞并且看到合作的好处。“这些年青人”,孙文称呼他们,可以给国民党带来所需的热情和组织上的才干。更重要的是,如果放任之,共产党会成为争得苏联援助的竞争对手。他亦知道,如果他不与共产党人合作,俄国可以选择另一个侯选择人,例如,陈炯明。孙文想垄断俄国的武器资金和顾问,正如他想让他自已的党成为最高级的革命工具,并成为在训政期间国家唯一负责指导大众的监护者。他越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便越决心依一党专政实现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计划。因此,当8月间马林在上海提出统一战线计划时,孙文欣然接受之。但是须以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且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为条件。[4]这是一个中共或许列宁内心均明知的“内部阵营”而非“外部阵营”。马林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克服了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于9月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加入国民党。马林的基本原理乃是:国民党不仅代表资产阶级,而且代表了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阶级。陈独秀接到一份孙文的组织计划书。孙文每当遇到挫折时,均会仔细考虑重组党。

然而,共产党坚持维护其党组织的独立性,孙文同意。因为允许名义上的双重党员是苏联援助的对价之一。2月列宁曾收到过苏联外交委员C另一封赞美函。8月孙文开始与苏联外交特使越飞(A J)通讯。此时越飞正在北京试图与孙文的主要敌人吴佩孚支持的政府签定条约。当共产国际的代理人煽动起反帝国主义和革命烈火时,捍卫苏联国家利益的越飞和其他自1920年比他更早抵中国的苏联代理人及中国共产党人或至少其中好些人,相信有利于苏联的事情,均有益于世界革命。但是北京的专业外交官们发现难以区分苏联和沙皇的政策。因为当他们认真协商时,苏联却为其早先全面废除的帝国主义特权辩护其合理性。[5]他们仍然准备放弃域外法权和其他各种权利,但是主张沙皇帝国主义最丰富的成果控制满洲的中东铁路及对外蒙的支配权。北京政府业已拒绝承认这些条款,俄国人希望他们与孙文的调情,软化抵抗,正由于他们与北京的求爱行为,使得孙文更加渴望与之交易。而且,当越飞于8月抵达北京时,莫斯科对赢得军阀争战的最后胜利者吴佩孚抱极大希望。如今吴与本土共产党合作,预期更易于协商。有些共产国际的策略家和中共党人,亦认为吴是比孙文更理想的合作者。有吴的军事实力和资源,包括长江流域和国民党的政治潜能,资产阶级民族统一战线将变成共产国际一直在寻找的可怕的力量。



[1]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7.

[2]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Knopf, New York. 2005. P.32-33. Sun and outer  Mongolia; Elleman, pp.58ff.63-4; offers up Xinjiang: Joffe cable to Chicherin, 7-8 Nov, 1922,in VKP Vol. I. p.139.

[3]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8.

[4]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9.

[5]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