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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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最后岁月

46 最后岁月

直到此时，吴佩孚的直系在北方军阀争战中占上风。然后，10月23日吴佩孚的“义子”冯玉祥转向对手并攻占北京，扭转成不利于直系的平衡。当11月初尘埃落定，吴不再是中国的强人，总统琨下台。冯玉祥与张作霖及段祺瑞形成一个新的但不稳定的联盟，段此时仅有资深政客优势。曹琨贿选后，军阀之间发生一系列疯狂的争战。1924年9月10日江苏与淅江军阀之间爆发大战，江苏军阀胜出。在淅江军阀支持下，奉系进军北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直系总司令率17万大军奔赴前线时，其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于1924年10月23日攻占北京，导致直系全线崩溃。在国民军支持下，冯玉祥重组内阁，11月2日把曹琨总统赶下台。

孙文对击溃吴佩孚奉献很少，尽管如此，结果他处于一个罕有的地位，至少理论上，他属于胜利方。出于顺从国民党，如今是国家最具知名度无可争议的政治力量且在学生和知识界享有盛誉，三巨头邀请孙文北上商谈组建一个新政府。但没有任何实质改变：军阀无意予之任何实权，或允许公众表达其意愿。尽管共产党人及他的一些亲信知道这些，但孙文10月30日返广州后欣然接受邀请。1924年11月13日孙在黄浦军校登上永丰号战舰，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要员及军校师生为孙送行。孙中山满怀深情彼为伤感地告别说：

“我知道赴京是件危险的事，我不能肯定我是否还能够回来，但是我已经59岁了，即便因此而死，我也将死得心安。”蒋介石听到此言感到震惊，孙继续说：“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为所见所闻而感动，军校士官生们表现出的纪律和奉献精神，使我确信你们将执行我的三民主义原则，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要是我在两叁年前死去，那我也就白死了。如今不一样了，现在已有人能够继续完成我未能完成的使命，我可以死而无憾了”。[1]

现在为了国家统一的利益，国民军，奉系，安微系联合邀请段琪瑞任临时政府执政，并邀请孙文来京商讨和平统一问题。

孙文同时独立作主决定与日本重修旧好。10月孙文派一位特使，由一位任他的军事顾问的日本军官陪同前往东京。该特使花了一个月大力宣传泛亚联盟，会见了包括日本首相的高官政要。日方采取规避态度：他们与国民党的地位平行的有关中日友好关系的观念，并非基于不平等条约。日本极右派分子，包括孙文在黑龙会的旧密友则欢迎他的特使，但仅因日军作出贡献的张作霖的胜利，有关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利益似乎使他们放心。

孙文会见了他刚返回的特使，说服他访日本是值得的。11月13日当晚孙中山带着20余位随行人员（包括汪精卫，邵源中，李烈钧）离广州赴上海，孙一行于11月17日抵沪，在上海法租界的家中住了四天后，一家英国报纸的编辑，敦促法国不应允许孙文住在他促动激烈指责的城市；孙文提醒外国人，他们是客人，最好据此行事。宣称这也许是由一个中国人说出的最具挑衅性的公共信息。美国总领事亦支持将孙文驱逐出外国租界。[2]西方人现在责备孙文煽动反外国主义，并看到布尔什维克支持他的敌意怕邪恶影响。但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并非少数煽动者的结果。如今反帝国主义是王牌，而孙文则是最雄辩的护民官，公众在上海欢迎他，各地民众在他所到之外均欢迎他。然后转船于11月24日先到日本神户停留六天，很明显他希望Inukai能见他，前年他未回复孙文给他的信。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赢得公众支持，希望日本帮助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Inukai没有见他但派了一位代表与孙举行了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谈。政府忽视他并未扩展孙文想要的东京邀请。但是公众仍对这位中日友谊的资深先驱情感深厚，热情地欢迎了他。他的反英国声明远比他呼吁日本废除与中国不平等条约得到响应，如今或许不平等条约对日本帝国主义比对欧洲人更重要。孙文承诺通过放弃短期利益，日本将从经济和军事合作中赢得未来更大得多的特权。（但是他没有提供领土，诸如满洲，这是日本首要考虑的）。[3]

孙文访日于28日五家日本组织邀请孙到一个女子中学作著名的泛亚演讲达到高潮：“日本和中国是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取得了令人妒忌的伟大成就，获得当代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亚洲文化的基础是王道，西方文化的基础是霸道。我们现在必须在王道文化基础上创设一个新泛亚文化。虽然为了自卫目的，我们也应当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日本对未来世界文化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处于特殊的地位”。[4]孙希望日本不应在亚洲行霸道，而应当用她的影响力使东方的王道发杨光大。这就是孙的泛亚洲主义的含义。在另一次演讲中，孙呼吁日本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他呼吁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团结一致对抗掠夺成性的西方，孙文号召日本完成历史赋予她的使命。他说，日本是完成撑握欧洲军事文明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她1905年战胜俄国，予全亚洲最终自由以希望。如今，日本应当回报她对东方遣产传统的忠诚，基于仁爱和正义，领导一个反西方的统一战线。他说，此问题取决于力量，亚洲不仅拥有人口数量优势，而且还能指望试图与欧洲白人分离的俄国。为什么呢？因为她坚持“权利治”（）而谴责“可能治”（）听众在孙文结束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演讲时报以狂呼。“如今问题在于日本是愿做可能治的西方文明的鹰犬，还是做成为东方力量的堡垒。这是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选择。”

这篇反映了孙文基于民族主义反西方的痛苦经历的演讲，后来被孙文的直接继承人和信徒汪精卫在1940年代用于证明与日本合作的正当理由。正如孙文所期望的，日军确实将白人赶出了亚洲。但是孙文未料到它是以泛亚主义为名的更加残酷的帝国主义形式。[5]

孙文离沪赴日正当传言北京各军阀将不等待他。段祺瑞宣布他已变成临时政府首脑，并在国民议会召集之产前，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孙文的方案公布于11月10日，是由各组织和专业的代表召集一个预备会议，然后，由这些实体选举产生国民议会成员。如是公共意见得自由行使，他可预期当选总统。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神户启航到天津途中业已病痛缠身，抵天津时局势更加恶化，并病倒在床榻。因已病重，而北方寒冷的天气加重了孙的病情，30日，而外国人予孙文最后的羞辱，法国人禁止他进入法租界。他的政治希望亦迅速消失。受到外国外交团鼓动，统治的三雄在缺孙文在场时已提前议定。外交团告知段祺瑞他的政府将获得各列强承认，只要它承认中国的条约义务。段祺瑞同意，尽管孙文反对。军阀们亦不接受包括工农和其他行业组织代表参加预备会议孙文的计划。在天津调养数周后于12月31日抵北京，在火车站受到10万众极热情的欢迎。他已无力演说，而是提出一份国家统一的书面概要。

孙文的发言人陈友仁试图说服西方外交团，孙文仅是嘴巴狠但心不狠。他告诉他们，孙文不是布尔什维克，这当然是真的。他并不要求立即取消条约权利。这或许也是真的。据报告称，孙文私下承认，该要求仅仅是一种宣传策略。但是在公开场合，如今他持一种明确的反西方立场。这当然使他成为学生民族主义者的知音，但却不能被外交官们接受，而军阀和任何中国政府却不得不安抚他们。

但孙文对段琪瑞明显的不真诚所恼，孙文参加新政府的问题，很快就变成医学问题。德国和日本医生检查后怀疑孙文患肝癌。1925年1月20日后孙文病情急剧恶化，1月26日北京联合医学院医院开刀后确认先前的诊断：肝癌且不可救治。孙文数日后被告知实情，2月18日迁出医院至一私人家中，渡过了他的最后岁月。宋庆龄和他31岁的儿子孙科，不少朋友及追随者陪伴着他。党的高层官员唯有汪精卫在身边，胡汉民和蒋介石均留在局势仍严峻的广广州，但鲍罗廷拜访了垂死的孙文。2月24日孙文被要求留下对追随者的最后指示。3月11日在他妻子手把手把持下，孙文签署了一份由汪精卫起草，并由紧急政治委员会批准的遣嘱；同日孙文签署了另一份文件。有些国民党人后来宣称他并未细心研究，这是一份致俄国的告别函，是由陈友仁在鲍罗廷顾问下用英语起草的。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6]它明确表示反帝国主义和敬佩不朽的列宁遣产。结束语中，在向你们告别之际，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表达至诚的期望，俄国作为朋友和同盟与强大而独立的中国，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而共同奋斗的日子早日到来。

1925年3月12日日这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与世长辞时年58岁。他为中国的国家统一，独立和民主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心血。成为现代中国不屈精神和意志的象征。他与苏俄结盟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仍关心担忧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各种不同版本的最后遗言奉献给他。鲍罗廷向莫斯科的报告中称：“孙文反复重申：唯有俄国继续帮助。。。”汪精卫称当孙文弥留之际口中念的是蒋介石的名字。他亦被称回复他青年时的信仰，并命令他的左派追随者“别给基督教制造麻烦！” 在生命最后一刻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7]，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继续努力。”中国革命之父，为国为民毕生奋斗四十年。革命和共和并未事带来和平和秩序，共和期间看到更多的悲剧和无法失序。

孙文遗嘱，迄今数万中国人仍视作神圣的指示。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旨在提高中国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为达此目的，必须唤醒民众，我们必须与世界上平等待我们的人民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位尚需按照国家重建计划，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党代会章程，我最近的宣言，支持召开全国人民大会和尽早废除不平等条约。

孙中山病故时第一次东征正在进军当中。3月30日蒋介石在黄浦军校举行的悼念孙中山集会上，率领全体军校师生宣誓：“我们军校全体士官生和国民党员宣誓绝尽全力，实现总理的意愿，并将继续奋斗，以实现总理国民革命的遗愿，直至生命最后一息”。[8]

在宋庆龄和孙科的坚持下，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私下葬礼，尽管国民党当时与传教界的关系闹得很僵。国民党和其俄国同盟则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俄国驻华大使卡拉汉显然特别伤感。海内外均举行了大规模悼念活动。持续了数周后才渐渐平息。很快神话制造者将工作，他们全部跨大孙文完成革命的成就但从不同角度，蒋介石的国民党把孙文封为“共和革命之父”，同时共产党政府则尊称孙文为“革命的先驱”。[9]对孙文遗嘱的争议帮助永久的记忆。南京附近的中山陵，他的棺材于1929年移葬于斯，迄今是国家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