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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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蒋介石》

郭国汀译著

本书根据英美各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的相关20余部专著综合编译[1]，着重参考了日本中日关系专家Keiji Furaya的经典名著《蒋介石：他的生活与时代》，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辛灏年博士之《谁是新中国》和美国专家乔纳森之《蒋介石大元帅和他丢失的国家》与《一个伟大的强国兴衰史》，及大量相关专题论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双方历史档案及精研蒋介石众多演说，信件，日记的基础上撰写了此部宏篇巨着，内容详实，论据充分，立论客观公允，是西方包括汉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史和蒋介石的权威经典著作。书中披露的大量真实史实，对还原蒋介石和中华民国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面对日本侵略团结统一中国的唯一最佳领袖”；周恩来对宋美玲说：蒋介石先生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周恩来反复称“共产党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抗日”；毛泽东两度当众高呼“蒋介石委员长万岁！海明威称蒋介石是“一位具有政治家头脑的军事领袖”；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沙特称赞　“蒋介石是顶天立地的人物”；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称赞“蒋介石是当代世界数一数二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2]罗斯福总统称赞蒋介石“是个不可征服的人，富有远见和伟大的勇气”。

陈伯达在《人民公敌蒋介石》称蒋是“ 头号战犯”、 “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人民公敌”； 台湾民进党称蒋介石是“元凶首恶”；过去众多西方作家历史学家有关蒋介石的传记评论负面贬损远多于赞杨肯定。

辛灏年博士在其《谁是新中国》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 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革命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那么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和时间判官最客观公正，我在多年前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会越来越受到全体华人的尊敬与爱戴，毛泽东则反之，会越来越臭，直至十八层地狱”！

有关蒋介石的生平与业绩，中共暴政下的党用文人克意诽谤污蔑贬低可谓不遗馀力。然而真实的蒋介石虽然并非道德完人，也非圣人，然而却不失为一个仁心有馀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伟人。他的一生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波涛汹涌，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大中华从腐朽不堪的满清王朝转变成民主共和的伟大时代，因而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本来他完全可以引领中国人民走出受列强欺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不幸的是，由于邪恶至极的共产党恶魔的强力干扰，竟致壮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陆中国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无法律保障，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水深火热，道德沦丧的罪孽深渊之中。

蒋介石是孙中山最忠诚的信徒和真正的继承人。孙山中将毕生精力和心血皆奉献给了中国共和民主革命事业，但孙中山的理想主要是由蒋介石国民党完成的。中共长期公然欺骗国人胡说孙中山晚年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其实“联共”一词是1927年 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才首次出现，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说法则是由鲍罗廷和共产党事后泡制的。孙中山一直认为共产党没有资格与国民党平起平座，唯有国民党才是中国共和革命唯一的政党。因为国民党早在1894年便已成立，虽然几经更名，但始终战斗在第一线，1911年革命成功之前，经历十次起义失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共产党直至1920年7月才成立，有何资格与国民党平起平座“联共”呢？因此，孙中山始终坚持的是“容共”而非“联共”；况且孙中山之容共政策纯属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权宜之策，因为当时孙中山被西方各国有眼不识泰山的政要全面拒绝援助， 故孙中山别无选择，只好接受苏联主动送上门上的军事经济援助（200万金卢布），不过再次印证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真理；斯大林通过与罗斯福秘定《雅尔塔条约》，出兵占领东北后，趁机以战利品为名“将日本在东北三省投资建立的价值8亿美元的150座大型工厂设备强行盗抢走；孙文坚持共产党人必须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而非国共两党之间的组织合作才容共。正因为共产党吸血鬼般邪灵附体暗中窃取国民党核心领导权，反客为主日益猖獗，才最终引发国共两党冲突，以致不可收拾。

中共极权暴政自延安时代即开始按所谓马克思主义原理任意伪造阉割串改近现当代史，因此中国近现当代历史无疑是惨遭中共暴政蹂躏的重灾区。大陆国人，那怕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因受中共暴政自幼儿园到大学的教科书，电视广播报刊杂志无所不在轰狂滥炸强制贯输洗脑，以致绝大多数国人对真实的中国近现当代史几近无知。历史往往重演，尤其是被掩盖串改伪造的历史。

军阀混战争权必然导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毫无保障；不过中国旧军阀也非漆黑一团，其实军阀也是善恶相间；例如，1926年3月25日段琪瑞因当局警察在天安门广场抢杀学生事件，亲自到现场长跪，向亡灵忏悔且从此终身素食，随后即惩办了罪犯，但仍因当时全国500多家报纸及 100馀个政党和各界社会名流学者的猛烈抨击于一年后垮台；然而，性质远比该事件严重恶劣千倍的八九六四天安门屠城，中共流氓不但迄今拒绝认罪，反而事后立即逮捕枪杀了数千名“反革命暴乱分子”，枉判包括无期和15-20年重刑数万人，且21年后仍逍遥法外！四川军阀刘文辉规定凡是县政府大楼建得比学校好的，县长就地枪决！陈炯明极重视广东的教育，特聘陈独秀任教育部长，教育经费占广东国民收入20%！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北洋军军纪严明，不扰民还爱民，甚至成都民众还为冯玉祥建寺庙，以感谢冯玉祥军护民；还有不少军阀对现代化建设感兴趣,他们修路，兴学，办医院及公共福利等,而且军阀统治中国时期，政治政党多元，媒体自由，议会客观存在，尽管贿赂议员现象普遍，司法独立，言论思想也相当自由；对比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军阀统治期间除了战乱时期堪称仁政！但是由于军阀专业素质低劣，且因为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欺凌，因此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也是国强民富的前提。问题在于唯有在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共和民主保障下的国家统一，才有利于国于民；极权暴政下的统一，不但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必定造成深重灾难。正是在此意义上，孙中山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北伐符合时代与历史潮流，是利国利民的壮举。

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大方向，政治问题军事解决则是文明的倒退，法律问题政治解决是政治流氓惯用的手法。西方自由宪政民主国家早已实现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高级管理手段，使得社会政治文明进步成就显著。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暴政则反其道而行之，毛共胡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最高级阶段”，完全颠倒混淆了政治与法律和军事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纯属从文明倒退回野蛮的流氓主张。人类最早学会且无师自通的就是战争；法律和政治则是经由漫长岁月积累的习惯和实践经验总结归纳抽象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化成文明的标志与分水岭；早期的人类社会由于刚从野蛮蒙昧脱胎而来，因而动辄武力相向，争夺地盘生存空间最常用的手段即是战争，因而血腥杀戮屡见不鲜；由于战争必然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故人类渐渐发现发明了法律和政治艺术，通过法律和政治的和平手段达到解决争端的目的。因此唯有正义战争才是允许的；仅当为维护社会正义公平公平公道与和平，且在用尽一切救济手段均无效的前提下，战争才能作为解决人类纷争的手段，且必须慎之又慎。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然而野心家阴谋家总是倾向于不择手段滥杀无辜，以谋一已私利。“一将功成万骨枯”！孙中山与蒋介石国民党力行北伐统一中国，段琪瑞也主张军事武力统一中国，倒是黎元洪，冯国章，徐世昌诸位总统皆主张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南北纷争，谁是谁非？！黎、冯、徐三位中华民国总统从此侧面看是彼有人性也深谙政治理论伦理的好人，仅是中国社会现实，使其无用武之地罢了。吾以为关健在于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业已用尽一切法律和政治救济手段皆无济于事，况且在自由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国家统一是任何国家全体公民的头等大事，因此北伐无可厚非，蒋介石力排众议，特别是鲍罗廷和共产党的强力反对干扰，成功地领导了北伐战争，初步统一了中国功不可没；而且孙、蒋并非一味诉诸武力而是一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机会时便毫不犹豫尽力和解争端。

蒋介石自立志从军以来，一直为中国共和革命出生入死，几度将已之生命安全置之度外，时常亲自英勇奋战在前线。1911年10月蒋介石任敢死队长从上海率领由100多位敢死队员，经浴血奋战解放杭州市；在1926年至1928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屡屡赴前线亲自指挥；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救亡伟大卫国战争中，蒋介石同样时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在中共挑起的四年内战中，蒋介石依然时常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然而蒋一生中从普通军官到黄浦军校校长直至中华民国总统任上有过数十次辞职经历；在广东军中服役的短短几个月内，竟三度辞职；中共党用文人贬之为玩耍欲擒故纵的权谋手段，其实不然；蒋从军以来，几乎在每个时期都辞过职，实乃蒋公清高孤傲的性格，加之蒋公先在保定军校受过训，又在日本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在日本陆军中服役三年，使蒋公拥有职业军人的崇高荣誉感。中国文化属内向型，因此在中国“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西方文化则系外向型，因而在西方从军是获得荣誉，建功立业，赢得国人尊敬爱戴进而从政的最佳途径，故西方职业军人在历史上往往是贵族子弟的专利；正由于中国文化历来鄙视军人，故民国时期的军阀军官与士兵大多素质极差，往往是文盲的土匪或贫苦农民苦力出身，而极少富人子弟从军。事实上，民国时期，军政要人辞职屡见不鲜，上至总统黎元洪，总理唐绍仪、段琪瑞，下至财政部长宋子文，普通军官蒋介石，屡屡一辞再辞；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引咎辞职乃家常便饭，因为职责相合权责相符，而且志同才能道合，特别是对于自信心十足的精英人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唯有在共产极权暴政下辞职现象几近绝迹，首先是因为极权统治下的国民生存权完全被官权卡死，每个国民离开政府几无谋生的余地；其次则是暴政下的人们能力信心丧失殆尽，只得依赖政府谋生，是故在中共暴政下几无辞职现象；许多各界名人在中共暴政下精神被阉割，灵性被暴强，以致成为人们不耻的暴政的奴才走狗，60年来更未闻任何中共贪官污吏引咎辞职。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儒释道，四书五经，仁、义、礼、智、信、忠、孝。蒋介石由于年仅9岁父亲便去世了，是由母亲一手抚养教育成人，故他对母亲有深厚的敬爱亲情。其实对蒋一生影响最大者便是母亲的教诲亲情，曾国番的道德品格和耶苏的大爱情怀。蒋一生除了在与第一任妻子毛福梅离婚问题上抱怨过母亲的老糊涂外，从未对母亲有过任何怨言。其至孝至情的亲情表明蒋介石是个极富人性的热血男儿。

蒋介石在1923年赴苏联考察期间曾精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考察后蒋得出结论：“我确信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恐怖暴政，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不相容”；“不能信任何一个共产党人”；“苏联不能完全信任。我告诉你，对苏共所说的话，我们只能相信30%”；“苏联共产党的唯一目标是使中共成为其合法继承人，并苏维埃化我国”。另值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政府1928年初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的中国出版自由由，思想言论自由，由此可见一斑。

弱国无外交，外交是国际政治的角逐竞技场。中共盗国窃政61年在外交领域表现出极度无知无能，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大多都是扩疆拓土，即使腐败无能的晚清政权，也仅是在战败后才被迫忍痛割爱，唯有中共暴政是在既无外侵，亦无内乱的情况下，反复主动无偿割让奉送大块领土给周边小国家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专权时中共彻底断送了列宁政府反复承诺无偿归还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更是标准的卖国贼罪责难逃！

中共是由苏联远东共和国的外交委员尤林最初播种，但共产国际代理人维津斯基才是中共的真正创始人，故当时的中共名称叫做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瞿秋白、张国焘、王明先后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第一任总书记虽是陈独秀，但实际上却是由周佛海代理总书记，因为陈独秀当时受聘出任陈炯明的教育部长无法履任，亦即中共第一任执行总书记是个汉奸！

共产党除了依赖暴力以外，最重要的手段乃是欺诈，我曾在《论中共的骗子本能》充分论证了中共极权暴政是个典型的骗子匪帮政权。共产党的欺骗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世界上没有不诈骗的共产党，一旦共产党不再欺骗，它连一天也无法生存。因此，正如蒋介石早在1923年11月考察苏联归国后所下的结论那样，“共产党不可信，对苏共所说的话，最多只能信30%”！共产党以欺诈始，必以欺骗终。中共公然伪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是中共流氓公然欺骗的又一经典例证。

最近余杰写道：“孙中山…由于施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默许“非宗教同盟”；[3] 李劼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4]；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杨天石教授迄今持此谬论。虽然这些人并非造假的始作俑者，最早是1925年12月孙中山死后七个月中共造假；首次公开欺诈是鲍罗廷（1927年3月）；而大张旗鼓公然欺骗者则是毛泽东（1937年9月）。

1923年1月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时，全国共产党员仅423人，但到1927年4月清党时，共产党号称有50000党员。国民党一大中共党员代表占1/10，其中国民党权力核心中央执委会41名委员和侯补委员，共产党员占10人。1925年国民党中央执委员五名委员有两名共产党人（谭平山和林祖涵），汪精卫则完全听从鲍罗廷的旨意；1926年国民党二大，256位代表，共产党员占90人。中执委扩大成36名委员，24名侯补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占8名委员和6名侯补委员；在9名中央执委常中共产党占三人（林祖涵，谭平山，杨宝安）。大多数中执委委员和常委是国民党左派或与共党有牵连者。反共的常委仅三人（胡汉民，谭元闿，蒋介石），但胡被驱逐至莫斯科。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农民部长，毛泽东先任汪精卫秘书，后汪提拔毛任宣传部长；因此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大获全胜。共产党 犹如寄生虫钻入人体，实质上已夺取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发起四一二清党的前因。

孙中山是唯一受到国共两党一致称赞的历史人物。不过，国民党和蒋介石是真心实意赞颂并毫不含糊地实现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遗愿和理想。而中共则仅是为了法统的合法性，口头上虚情假意地赞美孙中山，实际上则随心所意阉割串改甚至公然伪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假三民主义强暴孙中山！近年来不少文人墨客，甚至民运人士，也任意对孙中山鞭尸扬灰；有人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说：“我决不研究孙中山，蒋介石，我只研究华盛顿和林肯”，这着实激发了南郭研究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强烈愿望，此篇日本专家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经典相当客观公允。

国民党清党是必然的，因为国共两党的基础理念不相容。蒋介石早在1923年11月从苏联考察归国后即明确指出：“我确信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恐怖暴政，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不相容”；汪精卫在1927年6月1日看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出示的斯大林指令后“令他惊醒，首次意识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可能在中国共存；国民党必须消灭共产党或让其消灭”。正是鲍罗廷和中共加紧篡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清党。汪精卫实质上权力欲极重，善于投机但志大才疏，他将个人的名利地位看得过重，是导致他后来叛变投敌成为汉奸的根本原因。

领导北伐初步统一中国是蒋介石的首功。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最终由蒋介石完成。苏联和中共自始致终一直公开或暗中反对和破坏干扰北伐，蒋介石力排众议，克服扫清了各种障碍，消灭清除了受西方列强扶持的地方军阀割剧势力，初步完全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中山舰事件起因于苏联想制止北伐意图绑架蒋介石到俄国，及中共篡夺国民党及国民革命领导权，蒋介石为维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夺回国民革命领导权，扫除北伐障碍而果断采取行动。那种蒋介石为个人权力而实行军事独裁的指控完全不符史实，因为若蒋真是为所谓个人权力和军事独裁，他如何可能坦然承认自已的行为“是滥用权力，愿意接受军委认为合适的任何处罚”？！当然更不会自动辞职。中山舰事件的直接结果乃是通过“清理党务案”，谭平山和毛泽东分别被解除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职，及反对和干扰北伐的苏联军事顾问被解聘。

国民革命军以不到十万雄师，不到一年击溃近百万武器装备远比北伐军强大的北方军阀，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战略思想的前瞻与远瞩。虽然总体战略上北伐军所向无敌，但若干战役却打得十分艰难，险象环生，牺牲惨重；军阀祸害唯有用军事手段才能解决，北伐的胜利为三民主义的五权宪政奠定了良好基础。

列宁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乃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中共和苏联为了破坏北伐，用尽了一切流氓手段，收买军中将军，发动反蒋运动，杀害英国和美国外交人员及基督教传教士，抢劫外国人的财产，烧毁教堂，毁坏教会院校，旨在挑拨离间，激怒外国人干涉北伐反国民政府。因为共产党知道杀害外交人员和传教士最能激怒外国政府引发报复。1897年两名在山东省传教的德国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德国趁机出兵侵占青岛；1900年因义和团大量杀害基督教徒和外国传教士，引发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西方列强共同出兵报复的“八国联军”入侵事件。因此共产党为了激怒英美，故意在汉口、九江和南京制造杀害外交官和基督教传教士事件。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操控下的共产党迫不及待地反蒋夺权，严重干扰破坏北伐。蒋介石为捍卫国民革命成果，维护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领导权，被迫采取必要措施，实际由鲍罗廷和中共控制的武汉政府停发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响，试图逼迫蒋就范，蒋则通过取得上海工商界的经济支持，不再依赖苏联的经济财政而独立。因此，苏联与中共极力扶持野心勃勃的投机政客汪精卫，煽动和利用唐生智的个人权力欲，而排挤北伐灵魂蒋介石，达到撑控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目的。

四一二清党是迄今中共党用文人指责蒋介石的最大“罪恶”，其真相大量的历史档案及中外历史专家早已披露，但迄今中国大陆有关此问题的说法，基本上系谎言或严重跨大的伪史。上海三次起义，实质是共产党拟抢夺上海市的领导权，建立苏维埃政权。鲍罗庭操控的武汉国民政府居然在北伐最关分健时刻，撤销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职，迫不及待想夺取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领导权。

1910年汪精卫因暗杀载丰摄政王失败被捕名声大燥，汪成为孙中山遗嘱记录者并非孙中山认定汪是最佳继承人，因为当初孙中山北上和谈时并未料到自已一去不返；汪仅是孙较信任的一位追随者，但孙中山最信任者其实是胡汉民和蒋介石及廖仲凯。由于汪精卫是鲍罗廷看中的能操控的国民党领袖，故力推其登上国民党总裁宝座。事实证明一旦汪看到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无比，他便失去信心，转而甘愿当汉奸，值得一提的是，陈公博，周佛海均是中共一大代表，但皆追随汪精卫成为汉奸。近年来大陆有些人莫明其妙为汪精卫翻案，将汪说成是大英雄，然而历史真相不容任意串改，尽管汪精卫不乏勇气，也有个性的闪光之处，但本质上他是个嗜权的政治投机分子，这就是他为何反复改变政治立场的根源。

四一二清党是中国近代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大陆体制内研蒋专家杨天石教授宣称：蒋介石一生中有两大罪过，第一项即四一二清党，第二项是所谓蒋介石发动内战。然而真相到底如何？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是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前提，也是唤醒民众的基础，因此每个中国人都有权知道历实真相。本书主要根据西方各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的专著综合编译，其权威性与真实性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