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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蒋介石》

上传: 郭国汀 | 发布: 2011-4-4 01:22 | 作者: 郭国汀译著 | 来源: 天易出版社 | 查看: 0

3、二次革命

3、二次革命

19124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两个月,下令解散国会,内阁总理唐绍仪被迫辞职,时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同时下岗。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氏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2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组成混合内阁(不分党派),但宋教仁一贯主张组建一党内阁,这样会对袁不利。所以袁世凯提拔前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因宋教仁组阁的决心和实力,赵秉钧视宋为政敌,欲除之而后快。

19128月两个著名辛亥革命功臣张正武和方文在北京被捕并被即决处决,而黎元洪支持对他们的处置,使总统独裁权与国民党的领导权再度发生严重冲突。

宋教仁曾在日本学议会理论,强烈主张用政党政府和责任内阁,使国家按宪政制约总统,预防其滥用权力。[1]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与国民党竞争。19133月依临时约法,全国举行普选新议会。国民党选战业绩显著大获全胜,下院596席,国民党得269席;上院274席国民党获123席。[2]这是国民党执行主席宋教仁积极宣传活动的成果,宋马不停蹄地走访了许多省市,在竞选演说中他毫无保留地谴责袁世凯;宋能言善辩,富于激情和个性魅力,富有煽动力。袁世凯用尽一切手段千方百计想挖宋到自已的帐下,但宋软硬不吃不为所动。1912年秋冬,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大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根据宪法,国民党即将组建责任内阁。国民党选战初胜,多数党员难免骄纵,有人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袁世凯闻讯色变。为了安抚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袁世凯对宋教仁采取了传统的收买手段加以笼络。袁声称让宋出任国务总理,并派人给宋教仁送去50万元的银行支票。宋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长江流域各省演说,阐述政见,声称要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并痛陈袁氏政府的腐败。袁世凯见宋教仁顽固,一计不成,再想它辄。在听说了宋教仁发表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后,袁世凯气得咬牙切齿,连电召宋氏前去北京磋商国事。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    320日夜,宋在上海火车站拟乘火车赴京出席议会时被人暗杀,两天后死于医院,年仅33岁。322日凶手被捕查获的文件表明总理趙秉牵连命案,杀手坦白与总理赵秉钧有牵连。国民党在议会中要求赵引咎辞职,开审前杀手突然死于监狱,赵秉钧以生病为由拒绝出庭,后赵被调直隶总督,却于1914217日在办公室内神秘地死于毒杀,因此宋教仁案不了了之。

1913323日,古董字划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划曾去应夔丞(即应桂馨)家,应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的照片与应给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应夔丞抓获,并立即应家搜查。在应家发现有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来往电文见「宋教仁之死」一书,此处不赘——笔者注),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而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暗中角力时,袁世凯的党羽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应夔丞成了 他们的人选,应某也顺势倒入袁党,成为袁世凯在国民党中的卧底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赵秉钧直接指挥。自此,由洪述祖经手,应每月从国务院秘密领取2000元的活动经费。

 当宋教仁抨击袁士凯政府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时,袁手下的这群党羽也越来越坐立不安。应夔丞与洪述祖密约,由应物色杀手并具体指挥刺杀宋教仁。应夔丞见武士英精于枪击,且贪财胆大,遂与之商议刺宋一事。两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之境地。问题是,赵秉钧是否直接向手下下达过刺杀宋的命令,以此为袁世凯排除隐患之忧?而袁世凯对这一切是否知情?

 据章士钊后来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 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閒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意外?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相对客观的估计是:袁世凯或许没有立刻杀宋之心,然赵秉钧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亦未可知。即使袁世凯不曾明示过要杀宋教仁,但手下人为邀功,自作主张,暗地收买刺客,对宋行凶也是可能的(一如台湾江南案)

 问题是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十分蹊跷。凶手武士英被捕后不到20天,就在开庭审判前一天牢中中毒而死买凶者应桂馨于二次革命期间,趁各方看押不紧,由手下流氓解救出狱,逃至青岛。孙、黄讨袁失败后,应公然回到北京,并传话给老袁要50万元现金的封口费,于次年1 月间由两名干探在火车将其秘密处死北京方面直接联络人洪述祖一直暂避青岛,直到民国 6年,连袁世凯都一命归西了,他才敢出来活动。结果在上海惹上诉讼官司,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时年15岁)等人在捕房门口当场扭住,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罪判处死刑赵秉钧请辞总理后被调去当直隶总督,应桂馨死时他正在任上,兔死狐悲,打电话给老袁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深感厌憎,一个月后,这位老袁身边第一号亲信就在家中离奇中毒身亡。最后是那个乱讲话的京兆尹王治馨,袁深恨他此地无银地辩白,民国3 6月,老袁以他贪污区区 500元之罪将其处死(见《北洋军阀史话》)这一连串事件,难道只是偶然的吗

191347日,为增强其对抗国民党的力量,袁世凯与英法意德日五国银行签署贷款2500万英镑协议。孙文与黄兴敦促议会否决非法贷款,议会以102票对69票通过决议否决贷款协议,但袁世凯不理采议会决议总理段其瑞派军队包围议会,宣布无需讨论。当议会中国民党议员弹劾政府时,袁世凯与革命党之间的分裂不可避免。袁世凯以闪电般的方式解职江西,广东,和安徽国民党都督职,而且袁的军队作好了进攻南方的准备。[3]此时,国民党决定采取强硬措施赶袁世凯下台。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均强烈反对贷款协议,并威胁使用武力达到目的。[4]

袁世凯迅速在全国各战略要地布置重兵,并于6月签署总统令解除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之职;7月南北双方军队开火;712日李烈钧部攻击袁军并宣布江西省独立;其他国民党都督和将军纷起响应李,713日黄兴在南京,717日柏文蔚在安徽,718日陈炯明(已取代胡汉民)在广东,720日许崇智和孙涛在福建,谭元凯在湖南纷纷起兵响应,此即著名的讨袁二次革命。[5]

此时蒋介石正在日本学德语,他原拟赴德国完成军事学业,由于中国政局恶化,孙中山敦促他放弃留德计划;当袁世凯军与国民党军战事暴发后,蒋介石回到上海;他的朋友陈其美于718日在上海组建反袁军并任领导人,蒋介石建议先攻占上海弹药库。722日,陈其美令革命军进攻弹药库,北方守军勇猛异常并击退了进攻;728日革命军再次进攻弹药库,在海军支持下北方守军再度进退革命军进攻,战斗持续到29日,由于人数远少于守军,革命军被赶至吴淞和宝山,后遭海军战舰炮击而惨败。其他各地反袁革命军遇到相似的命运;85日,陈炯明被击败后逃至香港;815日江西落入袁军手中;南京四面被袁军包围,黄兴于729日登轮逃至上海,91日南京陷落;912日重庆反袁军战败;在两个月内反袁军全线溃败,10万大军被完全击溃。

孙文指令黄兴在南京起义,但很快由于缺乏资金而放弃,加之,黎元洪在湖北意外地加入袁军,为北洋军进入南方开了关健的通道。此外,英国驻华大使约翰乔丹支持袁世凯,安排贷款,供应弹药,同时却禁止孙文,黄兴从香港获得任何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人民厌战希望和平。他们要不惜代价的和平,也不明白为何已走上共和还需要二次革命。

随即袁世凯迫不及待要举行总统选举,因他已不满足于任临时总统了,尽管此时宪法尚未起草。106日国会举行总统选举,袁世凯通过贿赂和胁迫议员胜选,黎元洪同时当选副总统。当天西方列强正式承认中华共和国。

19131015日警察总署签发全国通辑逮捕令,孙中山,黄兴,陈琪美,李烈钧,柏文蔚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均在名单上;114日袁世凯下令立即解散国民党。议会中约430名国民党议员被剥夺行使议员权利。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停职,议会名存实亡;1914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几个月后干脆议会不复存在。不但取缔国民党,连保皇党梁启超与国民党激进派章太炎合组的进步党也被取缔,禁止政党活动,各党领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议会;同月,内阁辞职此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1914318日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5月推出要求孙中山黄兴裁撤南方革命军队;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而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袁世凯成为了真正的独裁者。6月,裁撤各省都督,设「将军督理军务」,由(中央)将军府分遣使袁世凯实质上成为独裁者。

孙文将二次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内部远比袁军的强大。孙文二次革命后逃至日本,认为内部不团结是他失败的主因。故于191478日重组国民党成紧密结构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要向孙文宣誓忠诚,在书面誓词上按手印。孙文严格撑控中央省级组织及指定任命各级负责人的权力。即后来的民主集中制的萌芽。孙文命陈琪美暗杀了袁世凯在上海的都督。孙文主张与袁世凯作不妥协的斗争,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端。



[1]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65

[2]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66

[3]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66

[4]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52.

[5]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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