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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蒋介石》

上传: 郭国汀 | 发布: 2011-4-4 04:38 | 作者: 郭国汀译著 | 来源: 天易出版社 | 查看: 0

18、孙中山“联俄容共”

18、孙中山“联俄容共”

苏联人将孙文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1920年外交委员Chicherin曾于1918年回复孙文者,发给孙文另一封友好函,列宁邀请孙文访问苏联。但是孙文未接受,此时双方互相感兴趣,但没有一方想建立联盟。共产国际不能确定国民党的潜能。而孙文则更倾向于与富裕的和更易接近的联盟。他还担心与布尔什维克联系会引起英国的干涉。1920年秋,孙文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位代理人维辛斯基(Gregory Voitinsky)有过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谈,其人在8月份帮助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当孙文担任广东政府首脑后,俄国对他更加关注,因西方国家反复侮辱孙文,他亦处于更能接受的心态。

192112月初,孙文对苏俄革命的评价混和着怀疑和同情。他说“俄国废除了资本主义,但是人民蒙受了极大损失,其未来不稳定。他引证这些困难,旨在表明在确立资本主义之前,先行社会革命的好处。12月底,另一个共产国际特使马林(JFM Sneevliet)前往广州会见孙文,为建立亲密的关系扫清了道路。[1]最早向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者是共产国际的马林于192112月赴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提出的,当时中共所有的党员一共只有423人。[2]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最初提出此建议者是共产国际的荷兰人亨得里卡(Hendricus Sneevliet)。

马林是个菏兰共产党人,先前曾在印尼引进统一战线策略,在那儿已从华侨处听到有关孙文的传说。在中国他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确立的双叉方法。19217月他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寻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机会。这使他首先找吴佩孚,吴是一位有着坚定民族主义者名声的北方军阀。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曾支持学生运动,曾击溃亲日的安福系,此时正与日本的最后扶持对象张作霖发生分歧。马林与吴谈判的结果,使得共产党组织北京汉口铁路工人在吴与张作霖战争期间护路。

1921年底,经陈独秀介绍,马林到桂林找到正在忙于准备北伐的孙中山,此前马林已会见陈炯明,但两人话不投机;在张太雷陪同下,马林于1223日抵桂林(孙中山的北伐总部)。马林与孙中山举行了两次长谈,在场的有胡汉民,许崇智和其他国民党要员。马林建议:①重组国民党,以便向全社会扩大其影响力;②建立军校,以便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的基础;③国民党应与新成立的共产党合作。马林确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将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流,于是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未作肯定答复,仅是表示同情苏联革命,但怀疑适宜苏联者未必适于中国。孙文更多地了解了苏联的政策,包括新经济政策,反映了列宁与孙文的意识形态有相当大的差别。马林问孙中山:“为何你毕生致力于革命?”孙中山答“因为我爱人类”, 孙文仅仅是扩展源自古代中国圣人传承下来的未中断的传统。马林对此答复感到迷惑不解,事后他对张琦说:“以人类的名义进行革命只能失败,成功的革命必须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3]对孙文的政治思想及军事前景并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马林认为国民党可以适合共产国际的计划。马林首先提及双方合作的主题,根据马林的报告,孙文尚未准备冒险。他希望进军长江流域,那些吴佩孚的地盘,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要是他与苏联同盟,孙文担心英国将支持吴佩孚。因此,孙文建议与苏联建立道义关系。会见马林后不久,孙文称赞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的社会成就,亦对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4]

19221月,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会议,列宁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涛讨论了国共合作事。中共在苏联的强压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孙中山不接受。孙认为自已和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他并不想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座,由于孙不接受共产党以平等地位组成联合,马林被迫同意共产党人不以共产党的身份,而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9221月在一次演说中,孙文宣称法国和美国代表旧共和模式,俄国民产生一种新样本,而中国将根据三民主义建立最新的模式。民族主义意味着全世界各种族平等;民权即在一个国家内政治平等;民生是指经济平等。最后一项主义,已经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实践过,并在最近的俄国实践。[5]当月在对士兵的演讲中,孙文明确指出,尽管羡慕苏联的目标,他更倾向于他自已的方法,土地价值和关健工业国有化。他仍然支持从外国借资本发展中国。但是他以苏联为例,表明社会动乱的不可避免性及多目的革命的可行性。俄国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只是比他的三合一模式少一项。“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世界”,而新世界将是“孔子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今,只有新设立的俄国政府似乎与此相似。虽然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发生,它已取得更多成就,因为俄国已关注公共福利”。尽管如此,他觉得中国将最终取得更佳的成绩,因为俄国在北极圈,而中国处于温带,俄国已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6]

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他的社会主义是由孔子,孟子,洪秀全,亨利乔治和林肯的激励,但与马克思无关。孙文有理由觉得与列宁情投意合。两人皆主张社会主义,皆引起西方的敌意。[7]实际上,西方拒绝孙文主要是因为他威胁到西方希望的中国的稳定。单一税社会主义被认为仅是他的另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然而,英国和美国持续拒绝孙文,将他推向苏联,并导致他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立场更强硬。在19221月对士兵的同一演讲中,他对整个帝国主义条约体制作了最强烈的抨击。他宣称,域外法权,外国奴役,外国控制中国海关已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的一下目标是恢复完全的主权。否则中国将沦为象缅甸一样的结局。

19228月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东,在赴香港之夜在一艘英国军舰上,孙文再次显示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忍。他说,中国的即刻利益,应当与苏联和德国紧密配合作。从地理邻接和亲密关系术语看,俄国独具重要性。列宁的政府,被不公开地指控为过份激进,而实际上他的新经济政策,业已从共产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而德国虽然战败,却拥有人材和学识,能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德国没有侵略中国的计划。中德关系将对双方互利;不过,他仍断言,新中国应当特别植入法国,英国,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政策不应忽视这些海上强国。但是中国不能盲目追随其他国家,中国应当照顾她自已的利益,并特别关注大陆强国,俄国和德国。这正是他在广州的一年前期间所做的。[8]

被列强象一个被遗弃的人那样地对待,孙文开始寻找与被国际遗弃者建立联系。德国与苏联均不满于战后解决方案,并被孤立。如今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两者均不属在中国建立的帝国主义。虽然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仍没有结论,俄国自19197月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德国由于19215月在北京签定之和平条约,已成为按照平等和互惠原则对待中国的第一个欧洲强国。除了国际法明确规定者外,不再有域外法权或其他特权。[9]

刚开始孙文对德国更感兴趣。他们曾在1917年帮助过他,而孙文在1918年试图获取德国更多的帮助。当时,在战争仍在进行期间,他首先想与德国和俄国建立三边关系。当他回到广东后,曾与19219月抵达广州的德国领事协商,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苏联的正式官方接触更难得多。除了勾通的实际困难之外,孙文对德国的军事工业及其对中国经济援助的总体能力印象更深。而苏联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更不发达的国家,仍不得不从内战和外国干涉中恢复,仍处于克服经济崩溃的边缘。

在广州孙文劝说领事外交承认和予经济援助。他在德国有位秘密代理人,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德国留学生Chu Ho-chung, 朱现时的任务是向德国外交部和企业界,呈递经济合作计划,建立三边关系的讨论,预定与一位前外交部长Paul Von Hintze会谈,他赞同孙文密谋的品位;在战争期间,他先任驻墨西哥,然后任驻华大使,曾促使墨西哥与日本结盟反美。正是他在1917年离开中国之前,签署命令资助孙文。[10]19221月朱报告有相同想法的H已有他自已有关中、德、苏联三边关系的想法。取决于德国总理的批准,他已准备赴广州负责一个协助计划,将提供德国顾问和物资,但该计划未产生结果。德国外交部对孤立插手中国事务犹豫不决,亦怀疑孙文在广东的地位,而当陈炯明将孙文赶出广东时得以证实。柏林象其他外国资本家一样,将再次闻孙文。同时,三边关系的建议已不再保密。9月一家香港报纸披露了孙文的广东政府与德国和俄国交往的通信,与布尔什维克联系引起敏感反应。孙文回应伦敦说是与该两国建立正常的互惠关系。否认意识形态上亲共,孙文特意提及他的《中国的国际发展》及仍然坚持向西方资本提出要约。但是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污名,给予英国和美国另一理由乐见他的最后失败。而德国否认与孙文有任何官方联系,孙文的其他合作对象远没有那么多限制。

仍处于国际弃儿环境的苏联,并不过份挑剔选择同盟。而且莫斯科不受传统的外交方法的约束,它亦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神经中枢。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本能地和有组织地直接介入中国政治。其他列强视五四运动为一种威胁,对俄国它是一种机会。而列宁的策略,是一种实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相混合的不固定的混合体,使得苏联能够利用它。在192111月至1922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列强和日本对立即恢复中国主权仍犹豫不决,但是卡拉汉则重申其19197月宣布的废除与中国定立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附带了一些限制条件,使得俄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捍卫者。

相信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亚洲的民族主义整体,正是列宁寻找的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自1900年以来,列宁一直对被压迫国家的反帝运动予以同情。他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中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垄断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附产品。

帝国主义,通过激发落后国家的反抗,而自掘坟墓的同时,在发达国家和谐阶级斗争,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至1920年列宁决定亚洲民族主义运动不仅有帮助,而且对于加速推翻资本主义有必要。[11]仅仅幅员广大便使亚洲大众成为可怕的同盟。一位共产国际发言人指出“共产国际确信,在他的旗帜下,将不仅欧洲无产阶级,而且我们巨大的大众贮备,我们的粮食大军,居于亚洲的数亿农民,我们的近东和远东,将迅速壮大”。[12]列宁对此问题的最后指示于1923年发表,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即时危险在西方已渐渐消失时,亦强调了此种数量优势“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俄国印度和中国的事业,占全球压倒多数的人口,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世界斗争的最后结果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将是完全的和绝对保证的。”1923年因脑疾已使列宁丧失能力,此前数年,俄国和共产国际代理人,一直试图在中国运用列宁的策略。

马林赴上海再度会见孙中山并促使他用军事手段,取代以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重新夺回广东的任何企图。孙中山因对西方列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深感失望,开始考虑寻求苏联的帮助。马林19229月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新进展,基于这一事实,共产国际决定放弃扶持北方军阀吴佩孚的努力,转而扶持孙中山。马林在苏共党报上发表了他的观点,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新起点。[13]随后苏联政府委派高级外交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赴上海向孙中山保证:实现中国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以依赖俄国的援助[14]

19228月越飞抵北京后即派代理人赴上海见孙中山,告知苏联拟帮助他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孙此时刚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急于获得苏联的支持以实现其毕生奋斗的目标。19231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特别决议,由于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支绝对独立的力量,有必要与国民党合作”故命令中共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必须保持其绝对政治和组织独立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民党的合作者。”于是1923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其决议称“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并应居于领导地位”。[15]

苏联驻北京外交代表越飞因争取北京政府承认失败后,192317日抵沪与孙中山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并于126日发表《孫文越飛上海宣言》孙博士认为由于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或苏联体制的条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②阿道夫越飞(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不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主要和即刻的目标是取得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16] 双方同意:“共產主义及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即‘聯俄’的前提條件)。 “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黨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 (此即‘容共’的條件)。④苏联承诺向孙中山提供200万金卢布和武器援助。

该宣言表明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容共的前提条件,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而非与共产党员名义加入国民党,更非国共两党之间的平等合作。据说当年的蒋介石相当激进,他于1924年说:“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17]。但此说吾以为此说依据不足,因为蒋从莫斯科考察归国后,对苏联政治体制有明确清晰的否定性结论。

尽管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他的顾问却明智地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最终会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18]。于是列宁决定采取“三叉”政策:①派共产国际代理人进入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②苏联政府放弃沙皇政权从中国取得的特权,并派外交代表到北京;③派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代表说服和促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接受苏联援助。[19]鲍罗庭评价孙中山:“非常迟钝,他对政治问题的判断力非常差。他经常用一种大街上行人的简单方法理性。他自认为是英雄,其他人则是暴徒,他仅是一个乐观的小暴君。”孙中山称国民党有3万党员,但仅5-10%积极参与者。然而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唯一核心,拥有独特的能提供合法性而军阀们所不具备的民族主义观念。”英国驻华总领事基勒斯(Bertram Giles)认为孙中山“有朝一日,如果他活着的话,他将统治全中国,他是狂热,执着,不可预测的;依我看他是一个麻烦人物,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伟大的种子。”[20]

19232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此时陈炯明已被赶到广东东部。孙中山自已没有军队,依靠广西雇佣军,每月支付他们35000元,但雇佣军仍然偷商店,设赌局,开妓院,贩毒品。一个对中国人素有好感的美国旅游者哈里(Harry Francke)说:“中国没有任何一省比孙中山和他的军队控制下的人民过的生活更悲惨,它或许是中国管理最差的城市。当局强制富人借款,对一切东西均加附加税,全市有800家鸦片烟馆”。

苏联政府派鲍罗庭(Micheal Borodin)于1923106日抵达广州,他并非国民党邀请,而是苏联政府主动委派,给孙中山的介绍信称:“我党最老的一名党员,有多年革命运动的经验,苏联永久和负责的代表。在他的指导下事情进展将极大加速。[21] 鲍以罗斯塔通讯社代理人(Rosta News Agency)的身份抵达广东,他是作为苏共政治局的代表,而非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的确切任务未定义,主要是重组国民党并向国民党注入生机;随即成为孙中山的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庭一开始便相处甚欢合作良好。鲍说服孙,国民党应改造成一个有纪律的党组织,并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在后面支撑。孙接受了鲍推荐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党纪,重组国民党成金字塔结构,中央执委会在最高层,同时坚持他的‘三民主义’。[22]鲍罗庭基于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起草了一份国民党新计划,并于1924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结果,国民党被改造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粗糙的复制品。引进了布党的煽动宣传术,创建了一支有国民党观念的军队。19245月由苏联出资金和军事顾问,创建了黄浦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凯任党代表(廖于19258月被暗杀,由邓演达继任军校党代表;据称胡汉民和许仲青(Hsu Chung Chin)涉嫌,鲍罗庭令两人出国),汪精卫成为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苏制武器源源不断运到广东。鲍罗庭非常器重蒋介石,鲍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有的人均必须服从蒋介石将军”。[23]蒋介石常在军校大会上说“孙中山指示我,鲍罗庭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有关政治问题,他的意见应当接受。”“苏联同志对我党是真心实意的,你怎么能说鲍罗庭是一人专制呢?[24]



[1]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4.

[2]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1991)p.6

[3]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32.

[4]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5.

[5]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5.

[6]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6.

[7]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6.

[8]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19.

[9]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19.

[10]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0.

[11]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2.

[12]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222.

[13] H.Maring, “Die Revolution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ung in Sud-China” Die Kommunistische Sept 13,1922.

[14]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 540.

[15] 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vi.sec 1.

[16]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540,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961) p.62.

[17]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p.25.

[18]  李劼在孙中山上断改良下启国共之祸”  文中称:孙中山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南郭点评:李文很有瞎编乱造的味道,诸与史实严重不符。是苏联主动多次找孙中山,列宁仅是建议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而非建党;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何来赞不绝口?孙中山从未改变三民主义的内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完全是包罗庭和中共于19274月以后伪造强暴孙中山意志的欺骗谎言。

[19]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