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斯大林主义批判
第三章：斯大林主义批判
南郭点评：我在1999年曾向复旦大学出版社要约翻译出版《苏联兴衰史》被拒绝。其实苏共史是中共兴衰史的写照。斯大林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临床症状：偏执狂、自大狂和病态狂。毛泽东的偏执狂、自大狂和病态狂与斯大林不相伯仲！霍尔姆斯教授认为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并采纳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实现的概念。不过，该观念实际上是由布哈林完善。主要是为通过中央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辩护。
斯大林政权有两大特征：高度国家恐怖和个人崇拜。[3] 实际上，列宁是个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列宁热衷于世界革命（托洛斯基亦然）而斯大林则注重俄国的利益。例如：列宁曾数次主张将沙皇侵占的150馀万中国领土无偿归还中国，列宁曾大力财政扶持世界各国共产党。1937年共产国际的经费为2100万卢布和350万金卢布硬通货，1938年降为1/3，而1924年1月列宁还活着时共产国际的经费超过此数100倍。斯大林对共产国际逐渐冷淡，到1943年刚脆借口取消了列宁的精神儿子《共产国际》。[4]中共的国家恐怖与个人崇拜与斯大林相比毫不逊色。
1939年德国盖世太保（即政治警察）仅有雇员7500人，而1939年苏联NKVD秘密政治警察却雇用了366000人！（包括古拉格人员）共产党政权不仅仅有犯罪行为，所有的国家偶尔也会犯罪，本质上共产党政权是个犯罪实体：原则上，他们全部不依法而是依暴力统治，且不考虑人的生命。中共国安、武警、网警和几千万线人则早已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之最。
斯大林1936-38年发动主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洗，清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他亲自下令酷刑所有被清洗的人员，直至其招供坦白认罪。1934年苏共17大139名中央委员，70%被 处决；所有列宁的亲密战友，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卡门内夫均被逮捕酷刑逼供，并在精神心理崩溃后，在秀审中承认自已犯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罪行，诸如间谍、恐怖行 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然后皆被处决或关入集中营。列宁亲自指定的六名接班人，除了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消灭。五个元帅有三名被处决；十五名陆军将军有 十三名被枪决；九名海军上将仅一名幸存；在苏联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不能幸免。神职人员蒙受巨大的灾难。1937-1938年165200名神父因其宗教活动被逮捕，其中106800被处死；毛泽东则连续进行了十几场大清洗直到他永堕地狱才中止。
为了粉碎乌克兰，北高加索，卡扎克斯坦农民的反抗，斯大林于1932-1933年强化这些地区的大饥荒，强制征收该地区全部粮食，并派军队把守防止饥民出外寻粮；导致约600-700万人饿死于这起人为的大饥荒。中共于1958-61年则以谋杀性大饥荒谋害了4300万中国人。
1920年至1933年， 苏联与德国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使之能够绕开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性规定；禁止或严格限制德国生产坦克飞机潜艇和毒气。莫斯科当局允许德国在苏联境内生产和实验 上述武器，同时，作为回报，德国邀请苏军军官赴德国参加准备闪电战的战略与计谋垢高级课程。苏联还与法西斯意大利在海军领域积极协作。斯大林于1932-1933年帮助希特勒上台撑权，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亲西方的，斯大林禁止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采取共同行动以阻止纳粹上台。斯大林判断，纳粹尽管强烈反共，将会直接侵略西方民主国家而放过苏联。此种想法，体现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包含的一项秘密议定书，其约定由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当1940年 希特勒在法国击溃英法联军，然后继续占领大多数欧洲国家后，斯大林与纳粹德国签署实质合作协议，由苏联向德国提供食品、金属和其他紧缺物资。他甚至向希特 勒移交若干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为一党之私不惜与日本侵略者及贪婪的俄国勾结出卖国家与民族根本长远利益的罪行同样业已大白天下。
至苏联解体时，约有750，000名高干，连同家属约3，000，000人，占总人口的1.5%，与18世 纪沙皇贵族的人数相当。“苏共高干圈是另一个星球。它是金星，它不仅仅是好车好房。它可以随时满足你自已的奇思怪想，一支向你巴结讨好的大军随时伺侯，使 你工作数小时也不觉得累。你的任何愿望均可实现，你可以基于一个怪念头来到剧院，你可以从你的打猎别墅飞到日本寻花问柳。那是一种任何事都变得十分容易的 生活，你就象国王一样，只需动动指头，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中共占总人口0.4%的高干，500个家庭居然占有全国70%以上的财富！
撒 谎成为生存必需的手段，从撒谎到欺骗仅一步之遥。使公民社会成为可能的社会伦理道德崩溃，要求每个人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已的私人利益的体制，演变成每个人 都只顾自已，因为他无法相信任何人。腐败漫延各行各业，要做任何事，都必须贿赂负责物资与服务的官员。卖官现象泛滥成灾；苏联共产主义是由其自身消亡的。它索求过多，而奉献极少，制造了一种冷漠的芬围，仅是极少数人享尽快乐，而整个国家和人民毫无希望与未来。到1980年代，甚至共产党精英也已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西方世界在每个领域均远远超过它，而唯有军备和酗酒独步天下。它的自信丧失殆尽；它显示出软弱无力的抗拒，只为一党之私捞取大量国家财产，苏共最终不得不沉着地接受党国体制的寿终正寝。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岂能例外？！
2010年4月4日第214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斯大林主义批判
Richard Pipes 着 郭国汀译
列宁的健康状况于1922年5月开始恶化，尽管苏共从德国专门高价请来专家治疗小组，仍无济于事。列宁不得不放弃自已负责的政治责任，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时常被失败感缠绕，一直想自杀。他对同志发怒，认为俄国人民未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因此，他迁怒于他的敌人：
首先是知识分子占压倒多数反对他的专制独裁，尽管他们未参与颠复活动。1922年7月，列宁指示斯大林：“坚决将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清除出俄国！”
按列宁的命令，警察逮捕了数百名属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及自由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强制将他们赶上船，流放西欧。其次是东正教会。1922年春，正当苏俄处于大饥荒最困难的时期，列 宁认为这是得天独厚的良机，可达到两个目的：以救助饥民的名义，占有教会的财富，并以教会可能的抵抗来向民众证明教会的冷酷无情；在一份政治备忘录中他写 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最佳时机，趁着灾区饥民正在吃人肉，成百上千饿死者横尸街头之际，我们能够（因此必须）采取最野蛮的冷酷无情的手段，没收教会的财 宝，以确保我们拥有数亿金卢布。”[5]因此，没收教会所得财富，并未用于救济饥民，而是用于苏联政府。
1923年3月，列宁再度受到疾病袭击，丧失说话的机能 ，8个 月后列宁死于脑硬化（南郭点评：坊间曾有列宁死于梅毒引起的并发症之说，大概想证明列宁由于嫖娼染疾？不过此说看来可能是诽谤；根据苏军将军出身的历史学 家迪米特里依解密档案撰写之《列宁新传》披露列宁与其父皆死于脑疾，列宁死于脑硬化之说应更可信，而且列宁虽然有两个婚外情人，但她们一个是法国女作家， 另一个是出身高贵多才多姿的俄国女人，似乎不可能转染梅毒给列宁）。
在公共场合，斯大林表现得彼为中庸，态度友善，早期并未流露其个性中的病态和疯狂，因而颇得人心。1919年3月在一次苏共中央委员会秘密投票中，斯大林与布哈林（Nicholas Bukharin）获得除了列宁之外的最高当选票，远远高于被广泛认为列宁接班人的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斯大林首先与卡门内夫（Kamenev）和季诺维也夫（Zinoviev）结盟，对付他们共同的竞争对手托洛斯基。通过诽谤，恐赫其支持者，以类似幕后手法剥夺托洛斯基的职权，并将他开除出党，驱逐出境，最后斯大林于1940年指令秘政治警察在墨西哥暗杀了他。随后，斯大林转身对付卡门内夫和季诺维也夫，将他们赶出中央政治局，他斯大林的受害者们抗辩自已对抗编造的指控的能力，因最后接受“党总是正确的”原则而削弱[6]。
斯大林其实确实是苏俄缔造者列宁忠诚的和正确的信徒。在列宁死后的一两年，他事实上是党魁。权力一旦巩固，他便准备重启被1921年新经济政策中断的共产主义，他有三大目标：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农业集体化，加强国家的完整统一。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引发了一场国家危机，这场危机过去一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及革命骚乱所掩盖。但这难不倒斯大林，因为共产主义政权正是在危机中得以繁荣。
1925年1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发起一个雄心勃勃的强化工业化的五年计划，工业化暗含农业集体化。由于这两个目标都会引起巨大的困难，因此必须消除异议之音。工业化源于马列教条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由于俄国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因此必须强化。斯大林因此强制一切异议人士闭口，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工业化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准备另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12月，斯大林宣称：帝国主义正在备战，拟武装干涉苏联。为了对付此种威胁，苏联需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1929年批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强调关健产品：钢和铁，煤，石油，重工业，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中央计划管理。中央计划组织设立了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而斯大林还加码至完全虚幻的境地。1931年颁布要在三年内完成。至1932年，主要经济指标在原已增加三倍的基础上，实际上再翻一倍，据此工人总数亦从300万剧增至640万。
1933年，工人的实际收入降至启动工业化前夕（1926-1927）的十分之一。苏联经济专家诺维（Alec Nove）指出“1933年生活水准达到在和平时期有史纪载以来下降最急剧的顶峰。”[7] 1931年斯大林为刺激工人的积极性，采纳了资本主义传统方式，将熟练技工的工资与一般工人拉开。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于增印钞镖，出口粮食和艺术品，增加税收，更重要的是剥削农民。
集体化分两个阶段：一是消灭富农阶级，二是破坏农村公社及任何独立的农民。农民被赶入集体农庄，不是为自已而是为国家劳动，而共产党控制整个国家，因此农民实质上变成了共产党的奴工。
富农的全部财产被没收，人则被驱赶到劳改营或强迁至西伯利亚；依官方数据，1930-1931年期间，共有1830392人受害，其中30%因寒冷和饥饿丧生。幸存者约40万人逃到城市或工业基地谋生。贫农和中农亦失去了他们的所有农具和家畜。1932年8月颁布置了一项恶名昭着的法令规定：“凡是偷窃或破坏社会主义财产者，皆可判死刑或十年以上强制劳动。”据此法令，在16个月内，125000名农民被判刑，5400人被处决。[8]
1935年苏联政府才允许农庄工人，在平均每户一英亩的自留地上种植果树及养鸡和小家畜。集体化使农民的地位降至不如1860年以前的农奴，因为农奴实际上可以拥有他的劳动产品和牲畜。而苏共予农民的地位则是奴工，仅能有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可怜工钱：1935年，整年累断筋骨的农民的年收入仅247卢布，只够买一双皮靴。[9]
斯大林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集体化整整化了三年时间，比二战对他的压力还大”。整个过程充满暴力和强制。为了粉碎乌克兰，北高加索，卡扎克斯坦农民的反抗，斯大林于1932-1933年强化这些地区的大饥荒，强制征收该地区全部粮食，并派军队把守防止饥民出外寻粮；导致约600-700万人饿死于这起人为的大饥荒。而为镇压中亚卡扎克（Kazakh）游牧民族的反抗特别残暴，超过1/3人口被消灭。[10]
集体化达到了其短期目标，为工业化投资注资，有效地将农民的粮食强征到城市和工业中心。就长期而言，其后果则是灾难性的。它毁坏了俄国农业，首先将最有企业精神的富农强迁，其次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农产品不再归农民所有，俄国从革命前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转而变得仅维持本国人生存尚且不足。
最遭的是1934-1935年，粮食定额配给制刚取消不久，政权需要另一次危机来证明其独裁专制的合法性。而且它需要敌人。卡斯特罗曾直言：“革命需要敌人，革命需要其发展的对立面，亦即反革命。”如果缺乏敌人，那他们就必须编造出来。
1934年列宁格勒（即原圣彼得堡和彼得格勒）党委书记基洛夫（Kirov）被暗杀，斯大林趁机发动主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洗，清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他亲自下令酷刑所有被清洗的人员，直至其招供坦白认罪。
伏雅切斯拉夫（Vyacheslav Molotov）是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一名着名理论家，1939年被捕后，饱偿各种酷刑，包括鞭笞臀部，后背，上身，双腿，手和脸，以致生不如死，他想尽早死，以便解脱，故承认了一切编造的指控，随后即被处决。
1937-1938年，清洗高峰期间至少有150万人，绝大多数人即便按共产党的标准，什么错也没有的无辜者被由地方秘密政治警察头子，检察长和公安局长组成的公检特联合特别法庭（troikas）判处死刑、强制劳改或驱逐，而法庭审理往往不到几分钟，不得上诉，更没有律师辩护。
1939年德国盖世太保（即政治警察）仅有雇员7500人[11]，而1939年苏联NKVD秘密政治警察却雇用了366000人！（包括古拉格人员）共产党政权不仅仅有犯罪行为，所有的国家偶尔也会犯罪，本质上共产党政权是个犯罪实体：原则上，他们全部不依法而是依暴力统治，且不考虑人的生命。针对人民的大规模暴力都是因新革命秩序而故意实施的政策，其范围和不人道皆远远超过任何历史纪录。
永久的内战，源于马克思之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暴力接生婆的“科学论断”。而纳粹暴力则是基于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种族斗争。
苏共政治局向各地公安局下达指标。1937年6月2日，政治局给莫斯科市下达镇压3500人的指标，给莫斯科省下达枪决5000人的指标。一个月后，政治局又向各地区下达了全国范围应拘捕人数的定额。结果70000人未经审判被处决！[12]64
大清洗中受害者比例最高的是被认为难以控制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参与破坏活动的倾向。64
1934年苏共17大139名中央委员，70%被处决；所有列宁的亲密战友，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卡门内夫均被逮捕酷刑逼供，并在精神心理崩溃后，在秀审中承认自已犯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罪行，诸如间谍、恐怖行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然后皆被处决或关入集中营。列宁亲自指定的六名接班人，除了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消灭。其中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于1938年3月2日-15日秀审后被枪决，罪名是：托洛斯基右派反苏维埃集团，而布哈林原本是最热门的列宁继承人之一，列宁曾誉其为“我们党理所当然最有希望（成功）的人”。[13]德米特里（Dmitrii Volkogonov）是由一名将军转变成历史学家（列宁新传记作家），当他在解密档案中发现一日内签署的30张黑名单时深感震惊：
“1938年12月12日，这些名单包括5000人，在进行秀审之前，斯大林已签署他们的死刑判决，签署该5000人的死刑判决后，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内部的私人电影院欣赏了两部影片，其中一部叫做 ‘快乐伙伴’”。[14]
1937-1938年群体屠杀，实质上抹掉了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他们的位置全部被年青一代取代。1939年，80.5%苏共管理层人员皆是列宁死后入党的。他们不仅独占所有权力位置，而且享受特权。至苏联解体时，约有750，000名高干，连同家属约3，000，000人，占总人口的1.5%，与18世纪沙皇贵族的人数相当。用一位精英的话来说：
“高 干圈是另一个星球。它是金星，它不仅仅是好车好房。它可以随时满足你自已的奇思怪想，一支向你巴结讨好的大军随时伺侯，使你工作数小时也不觉得累。你的任 何愿望均可实现，你可以基于一个怪念头来到剧院，你可以从你的打猎别墅飞到日本寻花问柳。那是一种任何事都变得十分容易的生活，你就象国王一样，只需动动 指头，一切都会如愿以偿。”[15]
红军未能逃脱恐怖清洗。五个元帅有三名被处决；十五名陆军将军有十三名被枪决；九名海军上将仅一名幸存；在苏联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不能幸免。神职人员蒙受巨大的灾难。1937-1938年165200名神父因其宗教活动被逮捕，其中106800被处死；几乎所有的礼拜场所皆被关闭。[16]
恐怖机器并未放过它自己的管理者。爱佐夫（Nikolai Ezhov）1936-1938年任秘密政治警察（NKVD）头子，指挥了整个大屠杀；因某种原因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被斯大林撤职并逮捕，随即被扔进血腥的大锅炉。
普通民众则因机遇或因受私敌的诬陷而被捕或失踪。人们皆陷入莫明其妙的恐怖与疑虑之中，即便身处最高层的高干概莫能外。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曾任副总理，告诉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说：当时斯大林可以邀请朋友款待，“当他坐在斯大林身边时，他并不知道随后他将会被送到何处：家还是监狱。”
格罗米科（Andrei Gromyko）时任外交部长，他说当时政治局委员在斯大林时期决不敢两人或多人同乘一部小车，以免被怀疑有谋反阴谋。斯大林体制下，恐怖和怀疑成为该体制的组成部分。
哥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回忆说，他曾邀请他的邻居安德罗波夫（Inri Andropov时任克格勃头子）吃晚餐，安德罗波夫忠告他还是免了此念：“那会引发各种闲言，谁？那儿？为何？说了什么？”
据解密苏联档案，1937-1938年大恐怖期间，以反苏活动为名，1548366人被逮捕，其中681692人被处决；平均每天处决1000人！[17]
沙皇政权自1825-1910年期间，处死政治犯人数仅3932人。1941年当德军入侵苏联时，苏联古拉格中关押了2350000人，占总人口的1.4%。强迫奴工起着重要的经济作作用，他们被强制建大型项目，在北部伐木。苏联跨台后，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者受到审判。他们甚至未受到道德谴责，照样过正常的生活。1932-1939年期间，亦即集体化至二战前，苏联人口净减900万至1000万人。[18]
马克思曲解人类时说：“当代人类与摩西率领犹太人走出荒漠时一样。不仅必须征服一个新世界，而且必须消灭（旧人）以便为那些适合新世界的人留出空间。”[19]
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皆杀人如麻荒唐致极皆与马克思曲解人类的本质的话有关。68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未鼓励其信徒进行群体屠杀，他们皆乐意牺牲生命，为未出生的后代让路。共产主义新人，与任何已知的生命皆不相同。托洛斯基在其《文学与革命》书中写道：“人最后将开始坚定地协调他自已…他将主导，首先是他自已的有机体的半意识部分，然后是无意识部分：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生殖系统，在必需的限制下，将他们置于理性和意志的控制下…人种进化，将由缓慢进化再度进入激进进化阶段，并成为他自已手操作的对象，以人选的复杂的方法和精神心理训练…人将按他自已的目的…创造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物，某种超人，如果你愿意…人将变得无比强壮，聪慧，更加敏锐。他的身体将变得更协调，他的动作更富于节奏，他的声音更富于韵律…普通的人类将提升至象亚里士多德、哥德、马克思一样高大。超过这种高峰，其他巅峰将显现。”69
为了此种理想，难道不值得牺牲业已被污染腐败的过渡密积的世界人口吗？从此种展望，现有人口不过是些残馀，拒绝天注定的世界，杀掉他们为共产主义美好的未来让路岂非理所应当？！69
史无前例的毁灭人命伴随禁绝言论自由，旨在创造一个虚幻的高度统一：伴随肉体消灭或监禁，心灵被剥夺。列宁对任何异已自已观点的表达均极反感，他夺权后的第一个法令是关闭所有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媒体。1918年夏天，他强行关闭所有独立报纸和全部非布尔什维克党的期刊。1922年他设立了一个叫做格拉夫利特（Glavlit）的中央审查局。未经其事先审查，任何信息皆不得出现在印刷品或舞台上。
192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由还多少有点被容忍；早期苏联审查，与沙皇的检查相似，属于消极性质，仅规定什么不能发表，但并不试图告诉作家们应当写什么。1930年代这一政策变成积极审查，指示作家应当及必须写作什么。 所有负面信息全部被压制，除非其适合当局披露某些内容之需。出国旅行限于官员；普通民众与外国人的任何接触均有被指控为间谍的危险。除了亲共的之外，严禁任何外国出版物发行。70
1932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官方美学理论。它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对待现实就象其不存在一样，对待未来就好象它已经来临一样。结果，所有的印刷品，舞台上，电影中，或广播里宣传的东西均与现实无关；它是一种超现实主义。人民通过分离其心灵和个性的方法来调节，创设出一种精神分裂状态，他们知道真相但压制它，仅与最亲密的家人亲朋好友分享；同时另一方面，他们装作相信官方宣传的每一个字。这制造出一种紧张使得生活在苏联特别难以忍受。70
它亦留给共产主义一种持久的精神遗产。撒谎成为生存必需的手段，从撒谎到欺骗仅一步之遥。使公民社会成为可能的社会伦理道德崩溃，要求每个人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已的私人利益的体制，演变成每个人都只顾自已，因为他无法相信任何人。
大恐怖的另一后果是造就斯大林个人迷信崇拜。他是全知全能全智无瑕的，直到1953年斯大林一命归天。个人崇拜几乎是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共同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乃是由于全知全能是普世神性，它自然归结于个人被赋予了神性。
普遍的尊敬导致斯大林逐渐脱离了现实，在谄媚者的包围下，他对他的政权的真实情况必然无知。由于害怕遭遇暗杀，他从未在国内旅行。
苏联现实的秘密政治警察[20]是主要的恐怖机构。对于真实的或想象或怀疑的敌人，享有广泛自由的处置权。它还经营众多劳改营王国。由于废除了所有公共意见传媒，政府依赖其秘密政治警察了解公众心态信息，后者通过其遍布全国的特务和线人网络收集信息。在许多方面，秘密政治警察在斯大林时期，滥用了列宁授予共产党的权力。
斯大林是第一个意识到并利用俄国民族主义政治潜能的共产党人。马克思在其所有的着作中，视民族主义为资产阶级操纵和引导民众偏离其使命：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本身并无多少爱国热情，他对他自已的人民相当鄙视，在私下交谈中，他用此种术语：“苏维埃的破坏者和懒虫”形容苏俄人，他曾对高尔基（Maxim Gorki）说“俄国知识分子经常总是犹太人或其血管里流着犹太血液者。”[21]72（南郭注：事实上早期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犹太人占绝大多数，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形类似。托洛斯基在苏联十月革命前夕，在美国获得犹太金融大资本家集团的资助，与100多名犹太人一道，携带800万美元，取道加拿大拟从西伯利亚返回俄国。列宁则获得德国政府资助的500万美元价值的黄金资助。）
斯 大林由于长期与干部接触，使他相信民族主义远比含糊不清的共产主义国际观念更能赢得人心。因此，他刚开始小心谨慎，后来日益大胆，将自已与当时广泛传播的 在俄国和外国流传甚广的观念切割：共产主义是为犹太人利益的世界阴谋。他制度性地解除犹太人在政府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在与希特勒密约期间，他承诺德国外交 部长（Von Ribbentrop），一旦找到合适体面的方案，将把犹太人从所有关健部门撤换。在他死之前不久，他曾计划将犹太人全部驱逐到西伯利亚。[22]
1934年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下令全面颠复苏俄爱国主义路线。先前受到批判的爱祖国观念，变得受到积极推崇；历史教学也从马克思主义之阶级斗争史，开始强调沙皇时代战时与和平时期的战功与成就。
毫无疑问斯大林表现出临床症状：偏执狂、自大狂和病态狂（paranoia, megalomania, and sadism），后来为他的亲密助手所证实。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由列宁缔造的体制的必然结果，还是基于一场意外，由一个精神病人劫持了革命的后果？
必须承认斯大林并非因政变，而是逐步由党本身提拔而继承列宁之职位；他是党的选择。那些坚持认为列宁属意者是托洛斯基或布哈林的历史学家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尽管列宁对这两人都很欣赏，但他并不认为他们是合适的继承人。是列宁将专制独裁的权力授予斯大林的。是列宁发明用抓人质的方式进行群体恐怖，创建集中营，列宁视法律和法院为恐怖合法实质化；列宁授权刑法第57条和58条（南郭注：即反革命罪），斯大林利用该荒唐条款将数百万无辜公民监禁，是列宁指令党通过一项决议，将宗派异议非法化，使得斯大林能够处置任何与他观点不同的任何人（分裂者），个人专制是列宁缔造的体制中固有的，尽管他本人运作时常以某种更巧妙的集体方式为之。“党总是正确的”很容易引伸出“党的领导人总是正确的”结论。一旦接受此项原则，行使领袖独裁权又如何可能仅是机会问题。74
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皆任苏共核心层高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三朝元老，晚年时被问及列宁与斯大林谁更严厉时，不假思索脱口答道：“当然是列宁，我记得他曾嘲讽斯大林太软弱和太自由。”[23]因此，应当还原先由托洛斯基，后由赫鲁晓夫使之闻名的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的不实秘密。（南郭点评：1922年12月20日前后列宁感到自已随时可能死去，确曾口授好些信件，描述斯大林的‘残忍’‘变得不能容忍总书记’。‘我建议同志们考虑将斯大林从他的位置上换下去，让其他在各方面有别于斯大林同志，比他更有耐心、更忠诚、最受尊敬且更关心同志、更少反复无常的更优秀的人取代他’。[24]斯大林闻讯后大怒，将列宁的妻子粗暴辱骂了一通。直到1923年3月5日，当列宁病情有所好转时克鲁斯卡亚才将受辱骂之事告诉列宁。列宁大怒并口授了一封信申斥斯大林的对他妻子的无礼，并坚持要斯大林道歉或者选择与列宁决裂[25]）。74
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发动，以报1918年战败后被欧洲列强欺凌之仇。但苏联出于自已的理由，资助和合谋扩大了战火，因而对这场最可怕的全面战争负有更大的罪责。
煽动欧洲革命的每一种企图均失败，尤其在波兰计划彻底失败后，说服苏联领导人，扩张其体制的最佳途径乃促成另一次世界大战。1925年1月，斯大林说：“在我们的敌人相互之间的斗争、冲突和战争是…我们最伟大的同盟。”他们“毫无疑问是对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革命事业最大的支持。”提及不可避免的另一次全球性冲突，他不吉祥地补充道：“如果战争爆发，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占领土地，但我们应当最后这样做。我们应当这么做，以便在天平中增加决定性的法码。”75
据此理由，1920年至1933年， 苏联与德国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使之能够绕开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性规定；禁止或严格限制德国生产坦克飞机潜艇和毒气。莫斯科当局允许德国在苏联境内生产和实验 上述武器，同时，作为回报，德国邀请苏军军官赴德国参加准备闪电战的战略与计谋垢高级课程。苏联还与法西斯意大利在海军领域积极协作。
此种考虑亦可解释为何斯大林于1932-1933年帮助希特勒上台撑权，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亲西方的，斯大林禁止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采取共同行动以阻止纳粹上台。斯大林判断，纳粹尽管强烈反共，将会直接侵略西方民主国家而放过苏联。此种想法，体现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包含的一项秘密议定书，其约定由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他显然期望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面重演，这场大战导致资本主义交战国精疲力竭，然后苏联可以趁虚而入欧洲而不会遇到实质性抵抗。在德国与苏联瓜分波兰后，斯大林最信任的人，莫 洛托夫作为外交部长，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发表演说，猛烈抨击法国和英国对希特勒发动战争。他宣称：“希特勒主义的观念，象任何意识形态体系一样，可 以接受或拒绝；这是一个政治观念的问题。”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抨击英国和法国反动派的侵略行径。苏联的整个政策表明其犯了一个巨大的判断错误。
当1940年希特勒在法国击溃英法联军，然后继续占领大多数欧洲国家后，斯大林与纳粹德国签署实质合作协议，由苏联向德国提供食品、金属和其他紧缺物资。他甚至向希特勒移交若干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似乎希特勒会继续与莫斯科进行有利的协作，以致斯大林忽视了盟国和苏联情报部门的情报，德国正在为进攻苏联在波兰集结军队。
由于大清洗，红军大多数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皆被处决，且禁止准备应付战事，在战争爆发后最初数月苏军损失惨重。人员和武器装备皆受重创，上百万红军将士成为德军战俘。
斯大林一旦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他开始着手抵抗。国家是为共产主义而战的假设很快便被放弃。援引宗教信仰和沙皇时代的军功辉煌，整个国家皆被激励为神圣的俄国而战。
为 了避免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错误，希特勒向南北两方派出两支大军，德军俘虏了更多的战俘，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当它重聚起足够的兵力进攻莫斯科时，冬天已降 临，进攻因而受阻。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刚开始时不少人欢迎德国人，但很快便意识到希特勒并非将他们从共产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是置他们于更悲惨的奴役境 地。他们面对武器装备强大的敌人表现出英勇和坚忍不拔。东部前线的战争，最终突破了德军后卫，决定了二战的转折点。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军将领对士兵就 象可以牺牲的物质，不考虑牺牲地将他们投入战斗，几十万人战死。在1941年夏天保卫基尔夫（Kiev）战役中，红军损失616000人。两年后在东巴斯（Donbass）保卫战役中，战死661000人。外国学者估计整个苏联战场共损失2000万人，其中870万伤亡于战斗中，三倍于德军伤亡人数（260万）；约500万苏军成为德军战俘，其中约180万至360万关押于德国的战俘，因缺营养、枪决或毒气而亡。
斯大林的补偿是领土的扩大。苏军在大多数东欧及中欧占领和移植共产主义体制，二战为共产党作为人民的保护捍卫者角色，赢得了其一直缺乏的合法性。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当权，他认为应当放弃独裁者的谋杀政策，同时维持该体制，因为共产党的权力和特权源于该体制。他用列宁正宗理论来解决此难题。赫氏在苏共20大作了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迫害党内同志的部分罪行。要么是马克思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要么是历史本身是错误的。反斯大林却不损及共产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赫鲁晓夫启动神化列宁的宣传。结果，1999年俄国民意测验最伟大的俄国人分别是：彼得大帝、普希金、列宁和斯大林。79
赫鲁晓夫虽然反斯大林，但苏联的极权体制与法律，一党专政，无处不在的秘密政治警察和全面审查制度均未加改变。生活有所放松，数百万集中营的犯人获得自由，许多被迫害的受害人获得恢复名誉，与外国有限交换，更多的公民被允许出国。
1970年代，哥尔巴乔夫作为高官出访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西德，所见所闻令其极为震惊，不仅为西方的生活水准，更为其公民文化。因此原先之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资产阶级体制的观念开始动摇。1989年叶利钦（Boris Yeltsin）访问美国时有与哥尔巴乔夫当年访西欧各国相似的感受。
斯大林曾说：共产党体制能够生存唯有当人民以及高官完全与世隔绝才有可能。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