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布党革命简史》
－

第四章: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

第四章: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1]

1917年2月26日，在彼得格勒兹那门斯基（Znamenskii）广场，举行了政治示威，波洛伏斯基的卫戍部队开枪，造成40人死亡，屠杀随即引发彼得格勒驻军兵变，驻军拒绝向市民继续开枪，将军们与议会政治家们达成协议，希望防止兵变扩大，以免影响前线士兵的士气，劝说尼古拉二世为保证军事胜利而退位，结果却造成俄国皇家政权易手。沙皇尼古拉二世若采取与列宁和托洛斯基四年后的措施，本来可完全镇压兵变；但列宁与托洛斯基仅考虑权力，而尼古拉考虑的是俄国。当将军们和杜马政治家们劝他退位以保全军队和避免羞辱性杀头时。若仅为自已的权力，他本来可以轻易地与德国议和，然后调转军队对付兵变。他并非迫于工农暴乱的压力，而是出于一种爱国责任感而放弃权力。[2]

最初，对社会不满或者激进知识分子煽动者在二月革命中均未起任何重大作用，沙俄帝国政权便已跨台。1917年春夏，农民开始占有和自我分配非公有财产；随后，骚乱波及前线，士兵抢劫战利品；工人则占据工厂，少数民族纷纷独立。每一团体均有各自诉求，皆主张自已的目标，将整个国家拖入无政府状态。[3]

农奴不是奴隶，但农奴没有法律权利，因此也没有法律意识。农奴在某种意义上比奴隶更糟，因为农奴从不知道自由，阻碍了他要求获得成为真正公民的素质。对农奴而言，权力的本质即任意的保护自已的权利，他们不是诉诸法律或道德权利，而是利用狡诈；他们无法基于原则思考政府，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就是霍布斯之“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亦即狼与狼之间的关系）。这种态度培育了暴政，由于缺乏内在纪律约束，不尊重法律及遵守由外力强加的秩序，当暴力稍停止显威之际，无政府主义即抬头，而一旦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则不可避免地引发新一轮暴政。[4]

农民在革命前夕已拥有9/10的地，却贪婪地想占有地主，商人和非公社农民所拥有的剩下的1/10的土地，且农民几乎不遵重私有财产。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利用和放大了农民这两种不良倾向：没有法律意识及不尊重私有财产，以达到搅乱社会秩序，煽动农民反对政府的目的。

俄国工人的革命意识形态淡薄，且被排除在革命党的领导层之外，他们皆源于农民，意识上只比农民稍好些，他们并非社会主义者而是辛迪加主义者，就象其农民兄弟相信所有的土地属于农民一样，他们相信所有的工厂属于他们。他们比农民并不对政治更感兴趣。在此意义上，他们同样受原始的，非意识形态的无政府主义影响。工人数量少得在革命中微不足道。俄国至多有300万工人，仅占人口的2%，很大一部份还是季节性工人。

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起了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沙皇等级贵族制，排除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进入行政官僚阶层。19世纪上半叶，俄国是欧洲唯一进行新闻审查的国家，到1860年新闻审查有所减弱，至1905年则废除了新闻审查制度。只到1906年才开始有代议机构和自由媒体，教育的普及，使得文化精英能够成为失语的民众的代言人。事实上，无论革命前后，证据表明工农皆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

共产主义采纳文艺复兴视人类由环境塑造的物质实体的观念，其必然结果即改变该环境则不可避免改变人的性质，其视革命不是由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是某种不可比拟的更具雄心的彻底改造人类的条件，旨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品种。[5]

托洛斯基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制宪会议”号召进行欺诈，掩盖其欲实行一党专政独裁的真实目的。托氏后来说，要是列宁和他本人不在彼得格勒，便不会有十月革命。[6]托氏承认，十月革命充其量仅有25000至30000人参加，而该城市有40万工人，驻军有20万人，国家则有一亿五千万人。而1991年8月，在莫斯科亲共政变发生时，仅有数千名支持民主的军人抗争，便使该有900万人的城市有三亿人口的俄国未因此变质。

安全警察是苏共布党承继自沙皇体制的另一重要组织。沙皇警察有两套系统，一是保卫国家防止其公民；二是保护公民防止其他人。国家犯罪定义模糊，意图与行为界限不清；沙皇警察发展出极复杂的监控方法；通过付酬线人渗透全社会，在专家的协助下撑控反对派。沙皇警察拥有独特的行政权对付不构成犯罪者--如表达渴望改变政治体制者。在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后，沙皇警察自1881年至1905年事实上统治了俄国。因而契卡和克格勃，均采用了沙皇警察对付布党的手段用于对付布党的敌人。

Ispolkom指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时几乎没有军人支持，仅有极少工人追随者。二月革命伤亡人数约1300至1450人，其中169人丧生。革命后形成双重权力机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改名为临时政府）承担完整的政府职责；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起着革命意志最高法院的作用。在现实中该执行委员会，一开始便伴演立法与司法者的角色。苏维埃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沙皇退位后，临时政府曾与英国协商让沙皇一家人避难，初时英国政府同意，但后来因担心英国工党反对而撤回同意，也就注定了沙皇一家的历史性悲剧。[7]

克伦斯基1917年二月革命时年仅36岁，他富有政治雄心出任司法部长，他以在杜马中激进雄辩及作为政治犯的辩护律师而著名。他的演讲杰出但缺乏政治哲学。临时政府对于最重大的三件事均不利：土地改革，制宪会议与和平。直到十月革命，临时政府一直未颁布土地改革方案；制宪会议则一再拖延，严重损害了临时政府的最大利益；法国1848年七月王朝崩溃后，制宪会议在两个月内举行；德国于1918年底战败后，政治家们也在四个月后召开了国民议会。而俄国临时政府却在8个月后仍未举行制宪会议，因此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可趁之机。

列宁撑控的共产党则承诺各方的要求，骗取了各方的支持或容忍。列宁采纳社会主义革命党之“土地社会化”口号以赢得农民；对工人，他鼓励辛迪加主义由工人控制工厂；对军人他许诺立即和平的前景；对各少数民族他支持民族自治与独立。事实上，所有这些承诺均与其计划相悖，而他在夺取政权后，即全部违反承诺。列宁的成功在于他将政治问题军事化处理。极权主义不能单纯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或俄国历史，它是两者结合的产物。[8]由于政府实际上在一党手中，因此国有财产实质上即成为党产，而该党服从于其党魁，因此列宁实际上成为国家所有物质财富的所有者。[9]